正如许多人预期的那样，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上周六宣布，政府将推迟向国会提交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汇率政策的报告。这意味着，对中国是否操纵了人民币汇率这个当下中美双边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希望尽量拖延明确表态的时间。虽然这并不表示两国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端已经偃旗息鼓或暂时平静，但中国的大多数出口企业至少又赢得了3个月时间的太平。

三个月里可以发生的变化很多，对中国的政、商、学个界来说，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

上周五，立场素来倾向于民主党的《纽约时报》提前一天就泄露了政府的这项重要决定，而右倾的《华尔街日报》在当天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也作出了相同的猜测。虽然美国财政部当天拒绝就报道置评，但盖特纳在第二天发表的声明中说，在未来3个月中，美国将和有关方举行一系列非常高端的会议，其中包括本月晚些时候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5月份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6月份的20国集团峰会。这些会议将对落实相关政策、促进一个更加稳健、可持续和平衡的世界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这些会谈是在当前促进美国利益的最佳路径。面对一些议员对这一决定的激烈抨击，白宫在事后否认在汇率问题上向中国作出可屈服。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财政部必须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按照先前计划，这份半年度报告应在4月15日发布。在奥巴马上台后已发表的两份报告中，美国财政部均宣布，没有发现有贸易伙伴操纵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

事实上，与半个月前争执达到剑拔弩张的白热化时相比，最近一周来出现的许多缓和迹象都在暗示，中美两国政府即便不能就汇率问题达成一致或谅解，也至少形成了相当程度的默契。因此，媒体、分析人士和市场对美国政府作出的上述决定，是有胸有成竹的。

首先是3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境外代表，并向他们保证，中国会加大美国产品进口；而在随后第二天，3月23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中美双方初步商定，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5月下旬在北京照常举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届时出席；紧接着的第三天，3月24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启程展开对美国30个小时的紧张访问，他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一方面再次解释了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关系的看法，另一方面也表示相信两国政治家有智慧和能力来解决目前的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也在一周内数次向美国媒体吹风，他相信中国会采取行动，在一段时间过后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的既定政策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更灵活的汇率机制迈进，这样做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但美国不能强迫中国。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确保与中国讨论更广泛的经济问题，“我们可以携手解决我们面临的难题。”3月份的最后一天，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呈交年度报告，批评中国的“多重贸易壁垒”，但却令人意味地只字未提及中国的汇率政策。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还拒绝将中国单列为贸易保护国，他说，美中贸易纠纷被“放大”了，因为中国受到了太多关注，美国对华贸易纠纷并不比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严重。

    当然，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当天，中国外交部宣布，胡锦涛主席将出席4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由美国总统奥巴马主持的核安全峰会。这实际上等于在暗示，美国财政部原定于在4月15日发表的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要么推迟，要么干脆直接宣布中国没有操纵汇率。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两国政府间注定是紧张繁忙的外交交涉的具体细节，但十分显然，倘若中国认为美国政府有可能在中国国家元首逗留美国期间（或前脚刚走）就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那么胡锦涛的访美是绝不可能成行的。

有些乐观的分析家甚至进一步认为，由于美国在诸如伊核、朝核等问题上急切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今年的汇率政策报告应当会延续以往多年来的老调，即经过一翻恫吓威逼后不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黑名单。新近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便对胡锦涛的访美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认为，这次访问是成功与否是人民币汇率政策下一步调整的关键。

    鉴于同中国截然不同的国情，华盛顿国会山上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喧嚣并不会因为政府的务实努力而减弱，相反，今后白宫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的财经官员在几乎所有场合都一直在宣扬，不应将汇率问题政治化；中外许多对自由市场坚信不疑的经济学家也一再指出，作为一种货币的“价格”，汇率不应该是政府“施压”或“制定”的，而应是市场交易的自然结果。然而，我们上述列举的所有事实和基于这些事实的分析都表明，这充其量只是美好的希望或理论层面的假设。且不说人民币本身尚未实现自由兑换，即便已经在资本项目上完全开放，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争端也是不可能“非政治化”的。事实上，美元、日元、欧元这些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储备货币，本身就是主要是政治的而非单纯的市场结果。

退一步说，即便这只是一种对外宣传的策略，它也是完全无效的。因为“汇率不应该政治化”这句话并不像“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后者的确理想主义了一点，但至少表面上很少人敢公然反对。“汇率不应该政治化”不过只是一句来自经济学教科书的规劝而已，不占有任何道德优势，政治家们本并会不买它帐。当你最希望劝说的对象压根就不认为你说的那套大道理是个道理的时候，你说再多也是白搭，反而还有可能束缚自己的手脚。

    因此，只有丢掉这种理论上的误导及由此产生的幻想，我们才能放下包袱，更好更专注地通过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正是政治层面的——博弈，来使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流舆论朝向有利于中国利益的方向演化。这需要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操作，比如，现在我们最迫切需要理解的一个问题便是：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么多可能没有学过一天国际贸易和金融学专业的美国国会议员如此坚决地认定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了呢？

    写于2010年4月5日，本文系我为《上海商报》2010年4月6日撰写的社评，见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