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我对这个时代很感恩
文/韩雨亭
在摄影师的鼓励下，张伟平很亲切地把手搭在张艺谋的肩膀上，镁光灯不停地闪烁，定格，画面上两个男人，亲如兄弟。虽然作为一名导演，比谁都知道表演是怎么回事，但当摄影师叫好的时候，张艺谋的脸上还是会掠过那么一丝不自然。他的眼睛不大看陌生人，即便他意识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各种眼睛看着。身旁的张伟平，则是话题的发起者，他不停跟周围所有人开着玩笑，调节着现场的气氛。
“对于我的人生和故事，已经开采得差不多，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拍摄结束后，张艺谋半开着玩笑，坐在寓所的阳台，他的神色已有几丝倦意，有人给他沏上了一杯茶，他的眼神就会不自觉地盯着那只茶杯。的确，几十年如一日地回答各种问题，而且大多数问题都差不多，搁谁也痛苦。如果碰巧遇到了一个感兴趣的话题，他立刻眉飞色舞，而如果遇到一个平淡无奇的问题，他也会给你一个答案，但很简短，平铺直叙。回答完了，他的眼神就会偷空扫一眼窗外的景色；冬日暖阳，天空没有了云的遮挡，光线挥霍曝晒，照亮了所有的枝条和干枯树叶，千万片的红黄金紫，在风中绚烂地翻动……
寡言少语只是张艺谋的一面，这个性格有点像他的父亲——张秉钧，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军官。张艺谋性格中的另一面则来自母亲——张孝友，他说：“我在陌生人和一般人面前都是沉默的，这点像我父亲，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就能释放，这个活泼的部分又很像我母亲”。
一种是沉默寡言，闷脾气，一种是浓墨重彩，尽情挥洒——这两种看上去截然矛盾的性格都在张艺谋身上并存着。这既来自遗传基因，也来自外界施与的影响。他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 所以，在他早期电影中，我们总能看到男女主角从压抑到反抗，到最后完全释放的精神历程。
2009年12月出品的《三枪拍案惊奇》叙述风格迥异于他以往的任何一部电影，也充分表现了张艺谋性格中活跃、嬉闹的一面。
这部电影改编自美国科恩兄弟1984年执导的影片《血迷宫》，它的故事架构在当时西方的道德体系之中：老婆偷情，丈夫雇人杀妻及第三者，剧情充满了荒诞与黑色幽默，总在偶然之处体现必然。而且这部低成本的电影具有纪录片的品质，使辽阔广袤的德克萨斯旷野显得空旷、寂寞、荒凉。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女权电影，因为女主角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而三颗子弹则把她推向了人生的迷宫。
这部电影中弥漫的“存在主义”感吸引了张艺谋。奥运开幕式结束后，有几个剧本等着他定夺，但他都不是特别满意。有一天，他突然想翻拍《血迷宫》，并构思用冷峻、悬疑的风格来拍摄这部影片。不过，当他组织编剧班底修改《血迷宫》时，很快发现科恩兄弟留给自己的创作空间太少了。最后经过研究和思考，他决定把《三枪》基调定为“悬疑+喜剧”。
“喜剧部分重新创作的，把里面扑朔迷离的命运感发挥了。我借鉴了京剧《三岔口》的方式，让所有人物你上我下、你来我往，在一个场景里，这样的结构原作里没有。最主要的是把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孤独、荒诞表现出来了。喜剧只是一个娱乐包装，实际上还是突出了宿命。”他说。
除了保持原作《血迷宫》中的悬疑感，张艺谋还把电影中的女权意识在《三枪拍案惊奇》中得到了保留，他没有让剧中的所有人都死去，女主角闫妮最后还扭起了秧歌。事实上，张艺谋早期的作品就有着强烈的女权意识，从《秋菊打官司》到《十面埋伏》，在他电影中的女人身上都体现出了追求自由的向往。
张艺谋的电影向来主要是以写实、形式主义以及唯美风格为主，所以在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尚未公映时，就有人认为他偏离了自己的艺术轨道。
“大家之所以觉得很意外，因为可能有十几年了吧，我拍的一直都是比较严肃的电影，怎么拍了这样一部喜剧呢？所以大家觉得很意外。其实《三枪拍案惊奇》也是因为有了小沈阳，闫妮和孙红雷这几名演员，他们在现场给了我许多灵感，拍的时候也有很多即兴的东西。”
其实在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是最具有娱乐精神的导演，从第一部电影《红高粱》就能看到这种娱乐色彩，脱离了政治话语体系，更加注重抒发人情和展示娱乐生活。“夸张的造型、丰富的仪式、浓烈的色彩、狂野生命的呼喊，把一种浪漫的激情发挥到了极致。他那井喷式的自由狂放，浓艳欲滴的大红色调，对一切礼教和陋俗肆无忌惮的挑战，似乎要把他前半生的压抑一泻而尽……”这段当时的影评充分说明，压抑许久的中国人太渴望娱乐了。
而12年前那一部《有话好好说》则是充满了北京市井气息的都市荒诞轻喜剧，他把都市边缘群体的生活现实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部电影被当时评论为“非主流娱乐片”，张艺谋试图用移动摄影和逆光里的广角镜头，构造出凌乱和荒诞来解释城市的现代性。
为了拍好《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在演员的选择上令人出其不意，小沈阳、孙红雷、闫妮都是中国当下具有话题价值的演员。张艺谋说在拍摄过程中，他们的表演超乎了他的想象。孙红雷的低调，洗尽铅华，总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他的角色使命。小沈阳的表演则显得很夸张，形体与表现力都很好，虽然是第一次拍电影，但他的表演很真诚、自然和顺畅，身上充满了喜剧细胞。闫妮是张艺谋的老乡，陕西人，她属于嬉笑怒骂形于色的女演员，表演时收放自如，很通畅。
几乎张艺谋的每件艺术作品都会给我们呈现一套独特的视觉体验，而观众也不自觉地对他电影中的视觉充满了期待。“这次拍《三枪拍案惊奇》我用了许多鲜艳的色彩，从造型、服装到外型都有一种夸张，不太像我们以往看到的古装片，去刻意地表现古老的客栈、旅馆和食店，都是老一套，我这次用了许多夸张的成分，象征性的物体有了独特视觉效果，用的色调处理都带有一种寓言感，这种寓言感在这个故事里面是具有意义的……”
此刻张艺谋端着茶杯，开心地给我们讲述着他的新电影。只要谈到创作，这位大导演终于重现神采——他回到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在那里，他是主宰者。
《芭莎男士》对话张艺谋
“不是我的电影发生了变化，而是时代本身在变化”
《芭莎男士》：与以往一样，这次《三枪拍案惊奇》成为了评论家们批评的对象，认为你为了迎合市场而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对此你怎么看？
张艺谋：我从来不太在意大家议论什么，也不会按大家的期许去打扮自己。拍电影就是一个时令产品，它与文学，绘画相比，没有那么永恒和持久性，所以往往最适合大家思考的东西会反映在电影上。也就是说，它的传播方式是即兴，实际，具有年代性的。不是我的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时代本身在变化，它让我们有这样的娱乐和品位。
《芭莎男士》：那你认为以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电影是不是该放弃它的思考功能？
张艺谋：这是一个娱乐时代，许多人不想那么沉重的思考，年轻人也不想活得那么沉重，想要简单。那么电影自然也是要年轻一些，我不能老是坚持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也是跟着时代在变。娱乐电影、艺术电影本身不存在什么高下之分，我是这么看的。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电影不适合这样的定义，我们不应该赋予它社会意义。你现在思考，拍出那种沉重而阴郁的电影，年轻人根本不会理你，也不会去花钱看。
《芭莎男士》：《三枪拍案惊奇》曾经被观众预测说它“很闹，很周星弛”，言下之意，是说你在向“无厘头”的周星驰学习。
张艺谋：这个无所谓，周星驰的作品非常好，但嬉闹这种艺术风格不是他独创的，之前也有。从卓别林时代开始就有这种电影艺术风格，中国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是我在拍，所以就说得多些。我认为，这种嬉闹是电影里一个主流方式，每年都有大量这样的影片出现。现在，全世界最赚钱的是喜剧片，其次才是动作片。面对这种主流方式，不存在谁模仿谁，都在借鉴和学习。大家之所以觉得这部电影不同以往，是因为我这方面的作品太少了。其实这种现象反倒说明了法无定规，不要用一种眼光看导演。
《芭莎男士》：这也是你总在挑战自己未知的艺术边界，是这样吗？
张艺谋：我至少不会把自己打扮成某个类型，我宁可大家不要用一个期望值让我来担当某个角色。这样很累，演一辈子也不见得能演好，很难坚持。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种类型，在艺术上我比较全面和综合。你仔细看我的第一个作品《红高粱》就知道，我与第五代导演的风格不太一样，但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娱乐是我的天性，在《红高粱》那部短短的90分钟电影里，就唱了三首歌，跳了两段舞，绝对不是那种深沉思考的电影，但后来在第五代导演的社会氛围中，把我们都打扮成了“思想者”。《红高粱》是我的处女作，它已经证明了我不是一个哲学电影的代表人物。
“没有产生有力量的电影评论家，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悲哀。”
《芭莎男士》：长期以来，知识界对你的期许与你个人定位之间的距离很大吗？
张艺谋：可能是吧，我总觉得知识分子不能只用一种眼光来定义艺术的内涵和思想性。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元地认识电影，对于不认同的东西，也不要采取打压的方式。你知道中国目前的艺术评判标准很简单，都要板着脸去思考人生、社会、哲学、民族……仿佛这些大旗一举就是真理，就是最高的评判标准，就迷恋这一种标准，其它都不谈了。可是能达到这个标准的电影能有几部啊？
《芭莎男士》：可以说，从《英雄》之后你的每一部电影似乎都会受到攻击，而且是集体性的，究其原因是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还是来自思考问题的方式，只喜欢用一种标准去评价任何东西，注重人文，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有它的好处。但是在这个消费时代，也有它相当稚拙的地方，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变迁，以及电影的娱乐化潮流。所以，我们还是要向前看，不过也没办法，今天许多人的观念都在转变当中。
《芭莎男士》：或许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最应该引导潮流的评论者的观念却没有发生变化？
张艺谋：现在中国搞文艺评论的人，很少能影响到大众的观念。《英雄》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明明是一部娱乐性很强的电影，评论者却认为它充满了意识形态，包括对秦始皇的评价。非常奇怪的是观众根本不管这一套，《英雄》创造了票房奇迹，2.5亿元。没有产生有力量的电影评论家，这也是中国文化界一个悲哀。按照影视娱乐业正常的状态，应该有一个电影评论家群体，以及几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但中国没有，这在娱乐产业中是很不正常的。
《芭莎男士》：好的电影评论是否对导演的艺术创作具有推动作用？
张艺谋：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呢？评论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国外一直都有。中国以前也有一些，但这几十年就找不到了。
“今天这个消费时代、商业时代与我们当年那个时代相比，缺少了一种故事的力量。”
《芭莎男士》：当年像《活着》这样具有社会反思的电影，尽管未能公映，但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伤痛，你认为它是怎么产生的？
张艺谋：那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走过的一段历史，可惜我没有机会再拍一部。这样的题材还是有一定价值，其实在我的成长年代里应该有很多很好的故事，我还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再拍这种电影。但是得到审批通过很难，再者说，今天的年轻人未必喜欢，可能中年以上的人会感兴趣。
《芭莎男士》：那段历史对于今天的你意味着什么？
张艺谋：对于一个电影导演而言，他可能更关心那个时代所产生的感人故事、人性光辉，以及大时代背景下的独特吸引力。但他没有能力去评价那个时代。关于文革的历史评价，导演做不了，那样一个时代能产生激动人心的故事，会带给我们心灵上的震撼。今天这个消费时代、商业时代与那个时代相比，故事的力量可能达不到。
《芭莎男士》：似乎每个时代都会给每个人留下不同的印记，据说你现在还很喜欢吃油泼面？
张艺谋：是啊，油泼面很便宜，放点菜、放点葱味道不错。因为不是很卖钱的东西，所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做了。如今我们在吃的方面已经不愁了，而在我们年轻时代，却很难得吃到这样的东西。我经常一个人发古人之忧思说：这个时代真好啊！天天能吃到肉，吃到饺子。因为，在我的青年时代，从来就没吃饱过。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饺子和肉。我现在吃花生米都会感叹。其实吃的东西反映的是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对这个时代很感恩，可能正因为有了感恩的心态，让我为人处事就不会那么狂，不是范进中举，知道这些东西来之不易，会很珍惜。
《芭莎男士》：你在接受访问时总会说一些感恩的话，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虚伪，你怎么看？
张艺谋：我每次都是很真诚的。因为从我上大学开始，我就能感受到这个时代所带给我的变化，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我的命运。这当中固然有我的努力，但绝大多数是命运的惠顾，给了我机会。一个人的成长是不能忘掉的，你不要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其实不是的，时代惠顾你、命运惠顾你，给了你机会，否则你跟普通人一样。我所有当年的同学、朋友都已经退休了，我本来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哪里有什么独特的才华？我自己非常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芭莎男士》：这种成长经历对你今天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艺谋：可能很多人会问我，张艺谋你为什么还一部部地拍电影？你都拍了那么多电影，为什么不放松一点呢？其实，这就是我勤奋的来源，我总觉得自己在机会面前是幸运的，不想虚度光阴，能做就多做一点，不是为了挣多少钱，也没有伟大的想法和抱负，就是为了感谢命运、为了珍惜时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困难，今天年轻人面临的是一个很难应对的世界，他们更需要努力去竞争，否则就会被淘汰。这可能也是他们喜欢轻松、幽默电影的原因。
《芭莎男士》：《三枪拍案惊奇》是不是为了迎合中国年轻人的喜好和市场需要？
张艺谋：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凑一个热闹，希望大家一年之中有一个好的话题。
《芭莎男士》：你的每一部电影都会成为话题，吸引了大多数观众，而一些年轻导演却很难拥有同样的市场号召力，这你如何看？
张艺谋：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岁数这么大了还在充当着主要角色，按理说应该涌现更多更好的年轻导演，让他们成为市场的主角。因为，中国电影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对于许多电影导演来说，今天中国内地的市场非常好，前景是了不起的，香港、台湾的市场都已经很低迷了。这是一种优势，所以我们更要鼓励多元化，可以在商言商，也可以主张人文主义，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观众留住，把电影院的观众留住。用各种方法、角度、话题和电影类型让观众对电影始终保持兴趣。如果留不住观众，说什么都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