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4）

　　在确定了全力消除农民军这个心腹之患的战略构思之后，需要的就是具体实施的方略。杨嗣昌针对农民军分散流动作战的特点，提出了一个以主力兵团流动进剿和地方兵团固守协助相结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十面张网”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分别统率各路援剿部队和三边劲旅，作为主力在中原和西北两地突击剿灭大股农民军；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一面固守自己的区域，一面配合主力兵团围剿，所谓“分任剿而专任防”，称为“四正”，就是围剿大网的四个正面；此外，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作为“六隅”，是大网的六个边角，主要负责严守自己的区域，相应协助围剿。杨嗣昌以为，一旦张网部署完成，只消3个月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全部农民军。

　　仅就军事方案而言，“十面张网”的计划还是相当严密的，但要认真执行起来却需要许多基本条件。首先是要有充足而精干的兵力，否则网大眼稀，只靠空架子无法收到实效。杨嗣昌在自己的方案得到崇祯帝的批准之后，立即就着手增兵。根据他的调配，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的两个主力军团各增兵3万人，湖广、河南两巡抚增兵各1万5千人，凤阳、陕西两巡抚各增兵1万人，此外还在凤阳祖陵和承天（今湖北钟祥）祖陵各增设专防兵5千，总共增兵数达到12万。连同中原、西北两个战区和“六隅”地区原有的兵额，十面网中所用的部队超过了20万。调集这样多的部队完成一个总战役，在明代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数字上说也至少足以同各路农民军相抗衡。问题在于，在军制极其腐败的明朝末年，这些部队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杨嗣昌对此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增兵就要增饷，户、兵两部经过仔细筹算，共需增加军饷280万8千两。这笔庞大的开支很让人伤脑筋，崇祯帝在四月的一次召对中说到增饷问题时指责朝臣们：“去年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没有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直隶各省的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时，都成了他们所有。怎么这样愚蠢？”但愚蠢的又何只是勋戚和乡绅，崇祯帝本人也同样是守财奴本性，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意拿出钱来助饷。大家都不愿出钱，巨大的金额只能再从民间榨取。杨嗣昌因此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加派“剿饷”的计划，在辽饷之外又在每亩加粮6合，每石折银8钱，合计天下增税192万多两，再加上所谓“溢地”——就是重新核查纳税土地——等项，全国年加派共280万两。这项“剿饷”是为完成“十面张网”的大战役而临时设立的，所以崇祯帝在发布加派诏书的时候说：“暂苦我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但“十面张网”终于没有完成，临时设立的“剿饷”也就长期延续下去，人民更加痛苦，明王朝的灭亡也就来得越发迅速。

　　除了增兵加饷之外，还有一个命将用人的问题。特别是总理、总督和四正六隅的10位巡抚，能否有力地节制军队，机动地运用战术，积极主动地以围剿为己任奋勇歼敌，实在是整个战役能否成功的关键。对于10位巡抚，由于涉及到全面的人事安排，杨嗣昌不便插手过问，只能继续使用原来的在职官员。其中以陕西巡抚孙传庭最为深沉老辣，所部战斗力也最强；其次如湖广巡抚余应桂、凤阳巡抚朱大典、山西巡抚吴甡等人，也还老成干练。但孙传庭从一开始就对杨嗣昌的“十面网”不以为然，认为“向来贼势，张则四出，困则归秦，则贼之地利在秦明矣”，如果分散围剿，“贼将踞全秦为窟穴，而四面六隅几为空张之网矣”。他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出发点却是从自己陕西一省的地方利益考虑。类似的地方主义情绪在各督、抚中相当普遍，后来给杨嗣昌的作战计划带来许多麻烦。

　　用人中关键的关键当然是总理、总督两名主帅的选择。洪承畴久任陕西总督多年，经验和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无庸再议。而总理一职在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以后，就由平庸无能的王家祯接任，大战当前，显然必须调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重新调回卢象升肯定是最佳方案，因为他毕竟有多年剿除农民军的经验，人才胆略又堪称朝中第一。但杨嗣昌对于卢象升却并不感兴趣，一半是出于人格气质方面的不合，可能还掺杂着几分嫉妒，另一半则是由于党派的纷争。

　　杨嗣昌同他的父亲杨鹤都是在天启时期因为不满于魏忠贤的专权而被罢免官职的，本来同东林党人关系并不坏。但在任永平、山海巡抚期间，因为辖区内有人为迁安的原任侍郎郭巩被收入“逆案”呜冤叫屈，他也觉得郭巩确实冤枉，曾为之向朝廷请命。郭巩并没有因此被宽赦，他本人却因此背上了为阉党翻案的恶名。东林党人最痛恨企图翻“逆案”的人，一律目为奸邪，从此把杨嗣昌打入另册。而杨嗣昌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宁愿为一件小事同东林作对到底，决不屈服。在他主持兵部枢权以后，东林方面的人不断对他放出明枪暗箭，他也就毫不客气地同东林对抗到底。而卢象升出自江南士绅之家，又深受理学熏陶，却是东林一派人。他对于杨嗣昌在服丧期任职和建议加派等作法很不以为然，不时有所表露。这样，两个在当时最为杰出的军事人才却不能合舟共济。

　　不喜欢卢象升这个最佳人选，杨嗣昌于是选中了两广总督熊文灿。熊文灿的出名是因为在福建巡抚任上曾经招抚了多年横行海上的著名海盗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后来又在两广平定了大股海盗刘香。崇祯帝对这个屡建奇功的军事人才一直很注意，特地派亲信太监以到广西采办药材为名，到广东对他进行实地考察。熊文灿并不知道太监是来考察自己的，但招待仍然十分殷勤，送了大批礼物，又大摆宴席，痛饮10日。一天在酒宴上，那太监说起了中原流寇总不能平，无人肯为朝廷尽力。熊文灿多喝了几杯，忘乎所以，拍着桌子大言道：“都是诸臣误国！若是我熊文灿去了，怎么会让那些鼠辈猖獗至此呢？”太监立即起身说：“我并非去广西采办，而是奉皇上之命特意考察熊公的。熊公真是当世之才，非公不足以办贼。请作好准备，不久以后大概就会有诏旨下来了。”熊文灿这才吓得酒醒，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崇祯帝已有意任用熊文灿为五省总理，杨嗣昌虽不认识此人，但见他过去的政绩斐然，也宁愿相信他真是一个可用之才，于是上疏力荐：“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熊文灿只得离开相对安适的两广，走上危险的五省总理的宦途。在路过庐山的时候，他拜访了熟识的僧人空隐和尚。和尚说：“你可是大失误了。你以为所将的兵士足以制贼于死命吗？”熊说不能。和尚又问：“手下大将有能委以大任、独当一面，不烦指挥就取得胜利的吗？”熊说无有。和尚说：“两者都不能对付贼寇，而皇上特以盛名重任阁下，一旦没有成效，不是要杀头吗？”熊文灿站立了许久才说：“用招抚的办法怎么样？”和尚说：“我料到阁下必用抚，但流寇与海寇不同，请慎重其事。”

　　熊文灿就是带着以抚为主的宗旨来出任战区总司令的，这至少同“十面张网”计划的原本意图是不相符的。统帅们各有主张，对于杨嗣昌方案的实施必然会有不利影响。

　　但在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筹措之后，兵、饷都已完成准备，主帅也已到任，“十面张网”的总围剿还是被正式推行了。杨嗣昌在奏章中对这次行动作了颇为乐观主义的描述：“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除凤泗、承天祖陵所在理应防守外，确确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臣之愚计，要使陕西巡抚断商州、洛南，郧阳抚治断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断德安（今安陆）、黄州（今黄冈），安徽巡抚断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断颍州（今阜阳）、亳州，而应天巡抚抚之兵仍堵潜山、太平（今当涂），江西巡抚之兵急堵黄梅、广济（今湖北黄梅县西），山东巡抚之兵直堵徐州、宿州，山西巡抚之兵横截陕县、灵宝，保定巡抚之兵飞渡延津一带。然后总理提边兵，监臣提禁旅，河南巡抚提左良玉、陈永福等兵，同心并力，合剿中原，为不尽不休之势。倘闯将（李自成）、过天星（张天琳）大贼透出关东，则陕西总督提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诸帅之兵与之俱出，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断断乎可三个月而平贼也。”

　　在杨嗣昌的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有这样乐观，不得而知。但崇祯帝的确是被他所描述的美丽前景激动了。只要能在近期讨平流寇，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关外的清军，而一旦军事上的危机彻底消除，中兴盛世就将不会太远了。对于杨嗣昌这位真能实心任事，把如此重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栋梁之臣，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直到“十面张网”的计划最终流产，他的这种感情也依然没有完全消失。杨嗣昌毕竟是他在整个统治期内最得力，也最受他信任的大臣。

　　在一种乐观主义情绪的鼓舞下，崇祯帝在崇祯10年的八月举行了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巡城阅兵仪式。这天京城全城戒严，禁止百姓出行，崇祯帝在威武仪仗的引导下骑着骏马缓缓出宫，文武百官也都骑马跟在皇帝身后。这支庞大的队伍在“武成之乐”的伴奏下先到正阳门，然后沿着内城绕各门巡视了一圈。京营的全体将士们早已排列在城墙上下，鲜艳的军旗随着金风飘舞，兵刃铠甲在朝阳的照射下闪着毫光，皇帝在哪里出现，哪里就响彻了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之声。崇祯帝见到军容威严整齐，非常高兴，特地赏赐了那位怀揣“行无所事”四字真经的戎政尚书陆完学。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愉快日子里，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的帝国和自己的军队的伟大力量。他当然不会知道，接受检阅的这数十万大军中，多一半都是各营将领们出钱临时雇来充数的，京城里的杂役、伙计乃至流氓、闲汉一时都在城墙上下当了临时工。依靠这样一支徒有其表的部队来维护破败的帝国，其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