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战和两难（1） 

　　崇祯10年（1637）末到11年（1638）初，当十面张网的方案开始正式实施的时候，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

　　李自成、过天星的农民军在10年（1637）十月曾南下攻入四川，先后攻克了川北和成都平原上的三四十座州县，一度兵临成都郊外，吓得明朝四川地方当局惊惶不知所措。负责西线围剿的陕西总督洪承畴连忙带领固原总兵左光先部和临洮总兵曹变蛟部两大主力进入四川，从东线对农民军进行阻截攻击。新上任的四川巡抚傅宗龙则调集各路川军数万人在成都至阆中一线阻止农民军南下。李、过等部无法拘促于川西北一隅，于十一年（1638）初分别折返陕西。过天星、混天星等出东路，经凤翔重新回到西安以北的广大地区。陕西巡抚孙传庭率军围剿这部分农民武装，在四、五两月先后于澄城、三水（今旬邑）取得胜利，混天星被杀，过天星等人投降。李自成部出西路，在甘肃河州（今临夏附近）、临洮一带活动。洪承畴率西北主力重点围剿李自成军，在三月份也两度获胜。李自成在接连受创后沿着秦岭山区撤退到川、陕、鄂交界的大山中潜伏起来，部队只剩下千余人。至此，西北地区的“流寇”基本上被剿平了。

　　在河南、湖广方面，张献忠部于10年（1637）八月在南阳地区被左良玉击败，退入湖北。在襄阳总理剿务的熊文灿本着以抚为主的方针，派人去招降张献忠。张献忠也表示愿意接受招抚，并且派人送给熊文灿一批珍宝，其中包括两块一尺多长的碧玉和两颗径寸的珍珠。贪财好货的熊文灿以为招抚了张献忠既可以唾手而得荡平之功，又能够搜括到不尽的财宝，极力向朝廷建议招抚。崇祯帝正苦于兵乏饷匮，也极想不费刀兵之力就实现天下太平，立即批准了熊文灿的建议。

　　杨嗣昌明知道农民军在不利的时候往往以受降为名以屈为伸，很少有真心实意，但又不能抗拒圣意，只好提出要张献忠先去剿杀其他各股农民军，然后才可以招安，否则还应乘机砺兵严剿。崇祯帝却深受着不用增兵增饷就能大获全胜的诱惑，当面批驳杨嗣昌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于是抚局已定，张献忠受封为副总兵，屯师于襄阳西面的谷城，解散所部18000余人归农，仍留精兵11000名，听候熊文灿调遣。但张献忠却并没有听候调遣，只是在谷城造房种地，训练部队，让他出征就以粮饷不足进行拖延，熊文灿也毫无办法。

　　但张献忠的受抚还是给中原地区的农民战争造成了极大影响。在他受抚前后，闯塌天刘国能、“曹操”罗汝才等大股的农民军都接受了招抚，有些人后来还成为明军镇压农民起义的悍将。到崇祯11年（1638）下半年，农民军中比较有实力的大股武装只剩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人为首的所谓“革左五营”仍在大别山一带活动，但强敌四布，也不能有大的举动。明末的农民战争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潮之中。

　　尽管同“三个月平贼”的限期相比是延长了一些，十面张网的大战役好像还是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功。崇祯帝被接连传来的捷报弄得有些飘飘然起来，开始准备在平寇之后进行中兴的第二步战略——剪除清虏。身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却不敢这样乐观。他深知，中原和西北的“流贼”还远远没有剿除干净，在灾害频仍，遍地哀鸿的形势下，李自成、马守应这些星星之火随时都有可能再成燎原之势。而张献忠、罗汝才等人的投降也很靠不住，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东山再起。因此他一直坚持，绝不能削弱围剿的军事力量，而且要趁着大好形势力促归降的农民军出征讨伐没有归降的农民军，让其两败俱伤。如果降军不听命令，就以武力强行解决。为了彻底解决农民军这个“心腹之患”，他认为对于清军的“肩臂之患”还是应该从容对待，最好是先能暂时构和。可惜在战局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崇祯帝已经听不进这些有见地的想法了。

　　杨嗣昌希望能与清方进行谈判，并不只是一相情愿的空想。早在崇祯8年（1635）十月和崇祯9年（1636）二月，皇太极曾经两次派人送信给明朝边防守将，并请他们转给明廷，两次信上的内容都谈到讲和的问题。后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崇祯帝的，信上说：“我见黎民百姓涂炭，常以和睦为念，只希望能共享太平，致书遣使不下数次，不知下边臣属欺骗蒙蔽没有报告朝廷，还是朝廷明知黎民涂炭、人民死亡而无动于衷，不愿和平。我一再讲和而你明朝大臣竟无一言回答，这是有意招惹祸乱。”信中口气虽然蛮横，但想要和谈的意思还是表达清楚了。既然对方愿意和谈，就有机会通过某种妥协换取一段和平时间，来保证肃清中原，恢复国力。当然杨嗣昌还不能够公然说是对清谈判，为了保住天朝和皇帝的伟大面子，只能说是用“款”，就是说朝廷以抚慰的方法，通过给那些边外的蛮夷一些好处，让他们驯服。

　　崇祯11年（1638）四月十二日，是例行的经筵活动。几位主讲的大臣照本宣科地讲解了几篇儒家经典，希望皇帝潜心于理学修养，成为德行高尚的尧、舜之君。经筵完毕后，崇祯帝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六部大臣召了来，想问一问怎样把孔孟的治平之道运用到实际政务中来，以理论结合实际。杨嗣昌借着这个机会，向皇帝进讲了《孟子·离娄》中的一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想借着孟子这种反对诸侯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来引导崇祯帝同意对清方进行接触谈判。崇祯帝已经知道杨嗣昌的想法，但丝毫不感兴趣，很不耐烦地说：“这是孟子针对列国兵争而说的。今天对一个属国（指清朝），虽然还不能大加讨伐以示天朝之威，又何至于像汉代那样使用‘和番’的下策呢？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皇帝基本否决了对清议和的动议，但这件事却还是引起了满城风雨。绝大多数朝臣对于杨嗣昌竟然提出“款和”清方，都感到极大的愤慨。根据夷夏大防的传统原则，堂堂天朝的中央帝国同外间的一切夷狄是根本没有平等可言的，一切夷狄只不过是天朝的藩属，只能规规矩矩地向天朝纳贡称臣，如有犯上作乱，则只有剪除讨平一个办法。而关外的满洲部落世世受天朝封赏，史册俱在，却突然不驯造反，而且强占辽东、数次入塞，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明朝的臣民中更是引起了极大的敌忾情绪。一般人都以为，同清方谈判、构和，不论有什么理由，都是丧权辱国，甚至就是通敌叛变，是石敬瑭、秦桧一流的行径。在明代敢于同清方进行接触，进行谈判的，只有一个头脑比较清楚的袁崇焕。而袁崇焕的这一作法却在天启7年（1627）和崇祯2年（1629）两次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最后一次还被当作“通敌”的重要罪状之一，直接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又是在平庸的爱国主义热情充斥朝野的情况下，杨嗣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议“款”，正说明他有着不凡的战略眼光和对皇帝真诚的忠爱。

　　朝臣中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这种眼光和忠爱。在以东林为首的反杨派看来，这正好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东林党人认为，杨嗣昌共有3大罪状。一是为“逆案”翻案，同东林君子作对；二是父丧、母丧双重的服孝身分腆颜于朝，伤害了国家以孝治天下的根本；三就是通敌误国。这第三点，几乎是要引起全国官绅民众公愤的。为此，东林战士们对杨嗣昌发动了猛烈攻击，以反对倡言和谈为主，兼及其他。兵科给事中钱增、工科给事中何楷等人反复上疏，弹劾杨嗣昌。大臣也有出面的，礼部右侍郎王铎上言说：“听说有对建虏抚和之意，不胜愕然。天朝雄兵数十万，疆域万里，彼不过是一部耳。怎能损抑雷霆之积威，去实行纳币款和之轻举？”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东林旗手，闻名天下的理学大师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平，福建漳浦人（其家乡今属东山县），因为多年在铜山（东山）孤岛的石室内读书，天下学人都称他为石斋先生。他的学识渊博，在理学和《易学》方面的修养犹深，而且节操高尚，为人严肃不苟，被人认为道德文章均堪为楷模，声名隆赫，遍及九州。天启2年（1622）他在38岁上才得中进士，接着入翰林院，历任编修，充经筵展书官。惯例，展书官要跪着膝行向前为皇帝翻开书卷。黄道周却认为这不符合古礼，因而在展卷的时候起身而进。周围的人对这种举动都士分错愕，在旁的魏忠贤几次使眼色让他跪下，他却仍然坚持不动。因为强项耿直，他多次受到贬黜，直到崇祯9年（1636）才以詹事府右中允再次入朝，后屡迁至少詹事，虽然地位仍然不高，却已在京卿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