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风暴敲响劳动关系警钟
本刊记者 张静
新闻背景：
随着经济的企稳回升，深圳的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据相关资料显示，去年第四季度该市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求职人数为112.5万，用工缺口为81.9万。
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用工短缺开始显现，而且愈演愈烈。东莞目前缺工近30%，已接近该市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状态。拥有500多万外来打工者的东莞，缺工当在百万以上！
而在广州的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三大行业，缺工最为严重，缺工量预计达15万！
记者手记：
每年春节过后总有一些地区出现“用工荒”，然而今年情况似乎格外严重，特别是大规模的“民工荒”，此事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民工荒”对我们社会和企业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性信号：当前企业的发展模式和管理理念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劳动关系在总体稳定的形势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隐忧。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及对劳动关系的认识需要做一个较大幅度地调整。
这是市场的法则，还是经济的进步？是增长的危机，还是发展的必然？是前行的挑战，还是转型的机遇？那么，如果要调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调整？
用工危机警示录
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 郭军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用工荒”不是今天首次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农民工蜂涌而至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似乎这样的劳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上、一些特定的岗位上出现了用工荒。在九十年代的中后期民工荒的问题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春节前后，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春节前主要是社会用工荒，如保姆、医院的护工等社会化服务的个体劳动者紧缺，同时企业的农民工也因为避开春运高峰期等种种原因而提前离开工作的企业。然而企业农民工的短缺主要还是表现在春节后，因为部分农民工回到家之后出于许多原因而不愿意再外出打工，例如自身的身体状况不好、结婚、照顾老人和孩子等一系列原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工资太低了、工作时间太长了、劳动条件太差了，有一些是直接跳槽到待遇好些的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如一度在“珠三角”出现用工荒，但是“长三角”却没有出现，差别只是“长三角”多渠道企业除了工资，大多还管吃管住。看似很小的区别，但对于农民工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也有的感觉背井离乡异地打工不划算，干脆不出来了。当时政府和工会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提供更多、更快捷的就业信息服务，甚至在一些农民工输出比较集中的地方组织劳务输出，工会也因此应运而生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联动的维权模式。一些企业也在进行改进，包括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是接送农民工回乡。因此，过去这样的情况只是在局部地区的部分企业出现，规模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大。
这次大规模爆发的“民工荒”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醒目的警示：我们的劳动关系，企业的管理理念是不是可持续的？是不是公平公正合法合理的？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劳动条件太差是不争的事实，而欠薪和随意裁员也是屡见不鲜，一旦劳动者有了更好一点的选择，“血汗工厂”的“民工荒”是必然的、迟早的事情。现在劳动者这样的选择自由和意愿真的来了。一方面是我们的政策带来的，即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务工与务农的收入差距缩小了，西部开发等政策使得各地的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就近务工的机会也增加了。对于农民工来说，在经济发达地区外出务工只能获得较低收入的同时，要支付不断增高的生活成本、每年春运期间往返途的艰辛和高额路费，以及户籍、身份的歧视和背井离乡情与性的折磨……，这一切使得外出务工和在本地务工务农的收入与消费比和幸福指数越来越不成比例。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会有不愿意再外出打工的，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民工荒”就是必然的了；另一方面，农民工的构成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一代农民工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由于务农没有什么现金收入，出来打工挣到现金就很满足了，打工挣钱回家盖房娶妻或者供孩子上学就是直接的目标。而二代农民工随着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知识面的扩展，对人生的追求已远远不是一代农民工的想法，二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希望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和城镇居民，因此对务工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赚钱、赚更多的钱，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需要解决发展问题，他们更关注自身的发展和人格尊严，如果企业不注意这种差异和变化，即使工资不低，同样也招不到工人，这必将会在某种程度上长期导致一些还停留在过去用工理念上的企业出现民工荒问题。深圳富士康最近爆出大量的求职者蜂拥而至，昼夜排队挤爆大门，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出现如此现象十分有样本意义，其实不过是富士康用工规范了一点，不高的工资按时发放且不会欠工资而已，还有二次求职者讲述因为厂里会管洗衣服，这大概真是“80、90后”农民工的特色了。
今天突然爆发的“民工荒”其实应该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民工荒”是另外的一种危机。金融风暴刚爆发的时候，第一轮出现的现象是什么？是老板弃厂而逃，是裁员潮，是欠薪、减薪……所有国际金融风暴下的乱象，其背后都有内在的逻辑，即劳动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者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者只是被购买来的商品，劳动者是被资本养活的对象……在抗击国际金融风暴过程中，中国经济一支独秀，逆势发展，是谁扛起了这样的千斤重担？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告诉全世界：“是中国的农民工扛起了这样的千斤重担！”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的“民工荒”，一方面反映中国的经济在快速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也反映出以往的劳动关系和企业管理理念出现了问题。“裁员潮”与“民工荒”，这两件事是有直接关联的，国际金融风暴来的时候，企业第一个反应是自保，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裁员，包括更恶劣的弃厂而逃，此时就存在着对企业发展模式和管理理念的一种考验，你到底是企业家，还是资本家？你是把企业作为事业来做，还是作为一个赚钱的工具来办？不同的理念会有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结果。面对国际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劳动合同法》在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上，保障经济平稳增长上，应该说功不可没，《劳动合同法》使得大量的企业有所忌惮，有所顾虑。而依照《劳动合同法》没有裁员的企业，今天笑到了最后，这样的企业当然不存在“民工荒”，更有可能是出现富士康一样的排队应聘潮。“裁员潮”与今天的“民工荒”的关系是因为国际金融风暴席卷包括中国企业的时候，大量的农民工被老板一脚踢出了企业，“被回家”了。
我们不是说在金融风暴过程中企业有了困难也不可以裁员，但是在可裁员可不裁员的时候，依法裁员了也无可厚非，需要谴责的是那些不该裁员而借着金融风暴也裁员的企业，无论哪种情况，现在这样的企业可能会后悔，因为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有市场、有订单了却找不到劳动者了。要知道，这些员工也是人，企业的行为对他们的选择是有直接影响的，投桃报李是可能的，以德报怨则未必。企业必须明白这个道理，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在可裁员可不裁员的时候，那些坚持没有裁员的企业，在国际金融风暴最困难的时候，你没有抛弃这些劳动者，那么现在企业的订单来了，任务饱满了，劳动者会以感恩之心兢兢业业地工作，甚至都不会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这样的企业当然不会出现“民工荒”，这样的企业也会有很好的社会美誉度，更多的劳动者愿意来到这样的企业工作，富士康的求职者排队应聘潮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是对企业发展模式、管理理念的直接冲击并将产生重大影响。最近发生在美国的日本丰田就汽车质量问题接受美国议会质询，受到抨击的时候，丰田的美国员工站在议会门口支持丰田，表现得十分忠诚。这是因为在美国金融风暴的时候，丰田在美国的企业没有裁员，也没有以派遣方式用工，而用的是终身雇佣这种日本的传统用工方式，所以在丰田的美国员工具有感恩之心。这些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的企业关注和反思吗？企业的发展理念难道不应该调整吗？劳动关系虚无化、形式化、单边化、短期化、空心化的问题必须改变，低工资、高工时的模式的确是不可持续的。希望中国的企业还有时间去考量并加以调整！
从企业的发展模式来看，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拐点，需要从量变到质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必然要求对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效益的这类的企业会进行淘汰。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关注GDP的增长，还要关注社会的和谐、公平和公正，这说明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关注度提高了，对劳动法的执法力度也将会加强，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也在增强，企业如果再不转变用工方式和管理理念将难以生存。
从劳动力的供给情况来看，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巨增的趋势得到控制，现在老龄化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伴随而生的问题是新生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将会递减，这个问题在日本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到那时，真正的民工荒、用工荒将会是实实在在的难题了。与“民工荒”同时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蚁族”等现象说明，我国目前还不是真正的、绝对的用工荒，最多是类似在美国出现的制造业后继无人的产业工人荒的现象，但是人口红利不是可持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需要用长远的眼光来关注并解决这一问题。
这次的“民工荒”主要是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企业出于本能和习惯，漠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缺乏社会责任的担当，忽视科学发展观所导致的。相反，做得好一些的企业如国企，如富士康等民企没有也不会出现用工荒的现象，企业的凝聚力、员工的忠诚度还会大大提高。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善待劳动者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看似合理，实则不然。因为投资者对投资额可以拥有所有权。国际金融风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契机，国际金融风暴告诉我们：资本不是万能的，企业不是投资者的私有财产，谁投资谁所有仅仅适用于所投资的财产，而不等于对企业拥有了所有权。企业是一个生产经营性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组织，企业这一经济组织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的，缺一不可。没有人投资的确没有企业，同样，没有劳动者的加盟还是没有企业，资本方投资建立的企业如果没有劳动者来工作，其订单接的越多不是赚的越多，而是赔的越多，更不可能有企业的利润可言。“民工荒”给我们上了活生生的一课，所以谁投资谁所有谁说了算是不对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靠两个轮子，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如果只是一个轮子转，这辆车就只能够原地打转，要想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保护和调动两个要素的积极性，实现劳资两利，劳资双赢，共谋发展。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企业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了中国企业管理的理论和理念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记者手记：
中国的崛起不能只依赖沿海地区，沿海地区也不能只把自己变成世界的加工厂。用工荒是民工潮的一个反向运动，从经济领域看，它提醒我们：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时不我待；从社会生活领域看，它会把我们从“为了发展而发展”中解放出来，促进劳动者对自身权益的认识，从而营造一个更加和谐发展、繁荣共享的社会环境。我们在听到金融危机背景下所敲响的用工警钟的同时，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产生“用工荒”的原因呢？
警醒后的反思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 乔健
我国局部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从宏观上来说，目前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是供过于求，或者是一个局部性的，在春季会有一个缓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近的调查显示：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形成了大面积的用工荒，现在已出现用工荒缓和的状况。2010年劳动力市场总供给约为2400万人，而根据经济增长速度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是这个数字的一半，说明当前总体上看，市场还是供过于求的。另一方面，就是劳动力市场本身的用工服务机制是不是很顺畅？现在广东出现了“磨擦性失业”，产业结构提升了，需要的人员变化了，政府、企业也要在相应的培训上下功夫。
微观方面，先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招不到工人。我个人认为是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出了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被严格地执行。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正好赶上金融危机，就像1990年后期一些企业出现的用减员增效来回避劳动法的执行，一部分企业将金融危机当作一个挡箭牌，回避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2008－2009年南方出现了大裁员，而这样做的后果，对企业来说也是很不利的，如员工凝聚力、忠诚度等方面都趋于弱化。这主要是传统的用工观念所导致的：劳动者只是一个生产工具，招之即来，挥之则去。而劳动合同法又赋予了劳动者更大的自主择业权，要求企业必须实施更加以人为本和法制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但看起来企业并未在这方面做好准备。再者，从工资标准来讲，人社部调查发现，如果工人的工资标准能达到一千八百元以上，就基本能保障企业的用工需求，这说明缺工企业的薪资标准还是过低了。所以，现在出现的“用工荒”，实际上是员工对企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这些世界加工厂的劳动关系政策的不信任和不认同，因而采取的一个“用脚投票”策略的结果。如果企业真的面临用工短缺的问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是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本着以人为本，以劳动者为本的宗旨，协力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使劳动者与企业的利益能够达到双赢。
如果更深入地看，就是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国务院也在积极采取行动，准备重新启动2008年中断的工资条例的起草工作，大幅度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建立工资支付的保障机制，这在宏观上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方向性指针。但中国地域辽阔，一些个性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企业自身来通过适当的机制来解决，即建立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如果企业劳动者的集体声音过于微弱的话，特别是工会，如果在企业还仅仅是作为一个管理工具的话，就需要把工资谈判提升到行业层面，从而利用凝聚劳工的力量和工会的独立性与雇主达成一种均势，从而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同时，分析农民工荒还必须深入把握当前作为制造业用工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的特点，这一群体看起来跟“第一代农民工”已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代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现代意识、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群体意识，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与观念也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不再是牺牲自我、埋头工作、加班加点、挣了钱之后就回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终此一生的生活观念。而是有理想、有志趣、有主见、精明能干，具备实践经验、能够审时度势保护自己利益的新一代打工族。研究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理解当前的用工荒和完善劳工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
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是两个经常被提及的解释用工荒的深层次议题。我国搞市场经济如果从九十年代算起，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农民工就像候鸟一样，年复一年地流动在自己的家乡与异地的打工城市，其实他们并非不愿意到这些大城市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城市里的户籍制度和社会服务对他们的排斥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撤除。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促进社会公平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到了革除这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时候了。应当明确保障人民的迁移权，由此而伴生的是深化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如果说户籍制度只是一个躯壳的话，那么如何来剥离附着在这层躯壳之上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让所有的劳动者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真正实现温总理所说的“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的论断。
总体上看，劳动力市场是从绝对的供过于求，到相对的供过于求，再到局部地区发生的求过于供和结构性失业并存这一系列变化。在广东，有一些产业从前年开始腾笼换鸟，随之伴生的就是企业的“摩擦性失业”、结构性的不协调，劳动者到当地打工，地方的社会服务、企业培训如果不能及时跟上的话，企业的用工和劳动力的匹配率就会大大降低，从而产生问题。就2010年来说，经济增长有一个逐渐明朗的特点，即无就业增长式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地刚刚从危机中恢复出来，劳动力还是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但吃人口红利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局部地区出现明显的缺工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除上述因素处，还包括内地市场发展滞后的效应，部分国有企业实施四万亿项目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一些农民选择返乡务农，而特大城市及东南沿海工业区的地价、住房和生活相关的物价都在上涨。凡此种种，都影响着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编后语：随着经济的继续回暖，这样的用工荒也许还会发生，如果相关企业和地区还继续沿用一些不合理、不科学、不合法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不注重其权利的保障，不以农民工为本，农民工必然还会以沉默的力量做出强有力的回击。勇立经济潮头的地区和相关企业，需要保持做企业的一种远见和敏锐，转变曾经的用工理念，严格落实《劳动法》等相关法规，满足他们合理的要求。否则，一味地抱怨用工荒，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