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伊的“生产”概念

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总是一门关乎财富的学问。从萨伊（1867—1832）开始，正式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萨伊对“生产”的理解，与之前的经济学流派或者经济学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区别不在于问题的内容，而在于认识问题的角度。

“生产”总是意味着“财富的生产”，无论什么流派或者经济学家，对财富的认识决定对生产的认识，有什么样的财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观。萨伊之前，财富总是指向某种具体的物，从而生产也就总是指向某种具体的创造财富的行为。在重商主义那里，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生产也就仅指能够带来金银的开采冶炼以及对外贸易；在重商主义那里，财富仅指农业中的纯产品，生产也就仅指农业生产；在斯密那里，财富或者指物质产品，或者指剩余产品，相应地，生产有时指物质资料生产，有时指剩余价值生产。对于财富和生产的这些认识，都指向具体的对象，指向具体的经济活动。这样一种认识，尚停留在事物或行为比较表层的位置，尚未将事物或行为的根本属性抽象出来。这样形成的经济范畴，还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其对事物或行为的概括能力有限，其对事物或行为进行解释的宽度和深度也有限。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演绎的科学，作为学科体系，其构建基础是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者范畴。经济学范畴就其抽象性而言有着不同的层次，而不同层次的范畴对于体系的构建也有着不同的作用。大体而言，概括性较弱的经济学范畴的解释力也相对较弱，或许能够解释一些特殊的现象，推广其应用领域则需要附加复杂的条件。概括性较强的范畴往往就是那些具有更强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范畴，它能够抓住事物或者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从而可以对某类事物或行为作出一般性的解释。范畴的演进实际上是研究深化的结果。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当研究对象的性质尚未充分显现出来之时，研究者只能把握对象的某些性质，所能抽象出来的经济范畴相对来说概括性比较弱，解释面比较窄；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对象性质特征的更加充分的显现，研究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一般性质和特征，从而可以抽象出更具一般性的范畴；这样的范畴有着更加广阔的解释空间，有着更为一般的解释能力。

科学研究的深入，往往推动着范畴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深化；同时，范畴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深化，也可以成为学科研究深入的推动力量。可以以“交易费用”概念的产生的影响为例来说明经济学范畴的深化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在科斯之前也有过交易费用的概念。比如，在马克思那里，就有流通费用的概念。不过，在马克思那里，流通费用指的是一种具体的费用或者成本，它指的是与商品流通有关的包装、储藏、运输、销售等等的费用。在这里，流通费用指向一些具体的内容，一些具体的项目。是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一般化的解释，他将交易费用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科斯的解释将交易费用从具体的流通领域抽离出来，使这一概念具有了对经济行为的更为一般的解释能力。在科斯的基础上，当阿罗将交易费用进一步定义为“利用经济制度的费用”以及张五常将其定义为“在鲁滨逊的世界里不存的费用”的时候，交易费用具有了更加一般更加抽象的解释力。事实上，交易费用概念的一般化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一件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正是在一般化的交易费用概念的基础上才有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是在新古典陷入危机之后使经济学焕发生机和活力的一次机会。一个范畴的一般化带来了学科发展的重大变化，甚至带来一系列新学科的建立，这就是经济学范畴革命带来的传奇。

萨伊对“生产”概念的一般化处理，也具有革命的意义。

在萨伊的观念中，无论是重商主义的金银生产还是重农学派的纯产品生产还是斯密的物质产品生产或者剩余产品生产，尽管都是指向具体的财富，指向具体的行为过程，但这些生产活动却具有共同的特点——生产总是有目的地进行的，生产的结果总是创造出某种具有效用的，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东西。沿着这样的思路进一步延伸，可以找到不同的财富生产的共性的因素——各种生产活动尽管千差万别，但它们都在创造效用。最后，萨伊总结道：“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当“生产”超越了具体的经济活动领域而被理解为效用创造的过程时，这一概念比此前的侠义生产具有了更加广阔的解释空间和更加深刻的解释能力。对于单纯的理论构建来说，这种抽离在相当程度上使研究者得以摆脱具体而繁杂的现实的纠缠和困扰，可以更加自由地借助于抽象思维和逻辑演绎来建立体系。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应用逻辑演绎构建体系的过程，而体系构建的基础则是抽象的一般化的经济学范畴的建立。萨伊对“生产”范畴的一般化处理，对于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而言，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将“生产”一般化地理解为创造效用的过程，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生产通常与物质资料联系在一起，由此，非物质生产活动被排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萨伊将“生产”一般化为效用的创造，凡是其行为结果可以带来效用产生或者福利增进的，都可以视为生产，这样，非物质资料生产也就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因此而扩展了。萨伊对“生产”概念的一般化处理，得到了此后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从而终结了长期以来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关于劳动的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关系收入合法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特定劳动如果被认为具有生产性，说明其对社会福利的增进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主体就具有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反之，如果一项活动被认为不具有生产性，则其主体就丧失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萨伊之前，“生产”被指向特定经济活动，以此界定一项活动是否对社会福利的贡献显得狭隘，由此确定特定行为主体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显得牵强。萨伊将“生产”定义为效用的生产，这就将生产行为与社会福利的增进很好地结合起来；一项活动创造了效用，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由此其主体就获得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

萨伊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长期受到经济思想史的忽视。萨伊是斯密思想在欧洲大陆最早的传播者，是欧洲大陆最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源泉，从而是价格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重要渊源；萨伊的生产三要素理论和三位一体分配公式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构成内容；萨伊定律是现代微观经济学最重要最核心的教条。所有这些方面，体现着萨伊对现代经济学的卓越贡献。其实，即使没有这些贡献，仅凭萨伊对生产范畴的一般化和抽象化处理，萨伊对经济学的贡献也可以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大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