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是富士康的敌人？

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将自己置于裁判者的角色，利用民粹占据道德制高点。这必须予以警惕。但是，将媒体及民粹主义称为富士康的“敌人”，是否也是道德化的？

记者发稿的速度赶不上富士康员工跳楼的速度。富士康员工半年内发生“九连跳”，而郭台铭所请的做法事的高僧似乎还没赶到。该公司4月上旬开始规定，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目前已经成功控制了30起类似事件。

南方周末上周适时推出了报道，《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该报实习记者潜伏富士康28天，仔细观察记录了员工的工作生活。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网友为这篇报道叫好，感慨青年工人们的压力以及工厂对人的异化。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1，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厂”；2，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生活方式，是不是造成自杀的原因。奇怪的是，争论的双方似乎都对南方周末报道不满，南周似乎受到两面夹击。一方大概认为，南周的倾向性报道将自己虚拟为“富士康的敌人”，因此赢取民粹的欢呼，占领道德制高点；另一方则认为，报道对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揭露不够彻底，羞羞答答，欲说还休。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些争论都是有益的讨论，加深了公众对问题的理解。

倾向于认为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的读者及论者，都比较赞同南周报道。该公司辩解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并且反问，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那么每天数千人排队进入富士康，是不是他们选错了？还说，这九名员工的坠楼事件仅属个案，是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杨耕身在《“八连跳”之下谁在为富士康辩护？》中引用秦晖的考证称，“有无自治工会才是判断‘血汗工厂’的硬指标”。而富士康相关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工会的救助系统推广的力度还不够。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表示，“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 秋风评论道，“富士康的辩解是无力的。这是一个带有过于强烈的物质主义色彩的血汗工厂标准，……完全无视人的完整性、把人当作流水线的附属品的工厂，就是最严酷的血汗工厂。”这就把“血汗工厂”的讨论引向更新的、更深的层次。许多报道与评论中也提及涂尔干《自杀论》中的论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很多也提到卓别林的电影，工人被异化为机器。南周报道中描述富士康员工的用词“碎片”，随即为论者所关注，并作为论述的例证。

秋风对工人碎片化生存以及人的异化问题，分析比较中肯。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我却不敢苟同。他说，“至于拯救之道，说来并不复杂：把这些年轻人当成完整的人看待。做到这一点的简捷技术手段是，把流水线与生活分开，工厂解散宿舍，把住宿收入打入收入中。让员工回到社会中，他们或可恢复自己的完整性。”在他看来，社会才有人际交流的温情，但我认为，当前的社会也是高度离散化的，不仅仅是生活在富士康半军事化工厂里的打工仔孤独，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感到孤独。温情脉脉的小共同体时代，似乎正在作为农业文明的特征离我们越来越远。

对南周批评比较激烈的是凤凰网，该网制作专题《自杀：富士康不能承受之重》提出，媒体倾向性报道使谴责与质疑都集中在富士康身上。该专题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南周，但是随后，其评论频道编辑彭远文则撰写评论《富士康工人跳楼需要更踏实的调查和更缜密的分析》，直指南周报道“很糟糕”，“最大的毛病就是滥情、先入为主”。

该网专题最有力的一篇文章，是转载自2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是专栏作家老愚的文章《 富士康的敌人》，他尖锐批评河南《东方今报》，称记者撰写的报道倾向性异常明显，……认为如此便能博取道德制高点。老愚说，媒体“需要制造敌人，寻找敌人，这是媒体的生存之道。总有一些媒体热衷于扮演裁判者的角色，他们不相信企业，凡是企业员工和企业发生纠纷，那就一定是企业的问题；他们也不相信政府，预先设定政府与企业是穿一条裤子的，只有自己能主持正义，拯救无辜的羔羊……”“一些带有猎奇眼光的记者，刻意渲染富士康的自杀他杀事件，臆想劳资冲突。”“民粹主义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劳资对立。弱者似乎具有神圣感和道德赦免权。”

不错，老愚所批判的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将自己置于裁判者的角色，利用民粹占据道德制高点。这必须予以警惕。但是，他将媒体及民粹主义称为“敌人”，是否也是道德化的？至少还没有明显迹象显示，媒体总是以企业或血汗工厂为敌，总是取悦民众。甚至它们在处理与企业报道时，老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南方周末关于富士康的报道，特意在编者按语及记者手记中说明，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一个‘血汗工厂’的内幕,而是中国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是他们“一代人的命运”。至于说，哪个企业不在媒体上做广告，就会成为这个媒体的“敌人”，就会遭到批评报道的攻击。这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否存在于南方周末及富士康之间，这需要证据说话。

凤凰网编辑彭远文指责南周，“如果你们把报道中的倾向性、引导性甚至直接评述的语言去掉，看看还能剩下多少干货？把这些干货一一追问其真实性，以及文中的处理是否恰当，看看又还能剩下多少？”“实际上，报道中还是有很多内容是真实的，比如福特式的管理，……但是不是非要把它和“自杀”联系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通过报道找到答案。”

的确，南方周末报道中并未直接断言，工厂管理及员工压力与自杀之间存在关联。实际上，妄下断言对于一篇报道，也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也只是寻找一个现象发生的多重因素，以及每个因素与结果的相关性的强弱，而不是断言A一定引起B。比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山西疫苗的报道，他虽然采访了数量众多的死亡残疾孩子家长，但并不敢断言伤残一定与疫苗有关。当然，关于二者关联性，作者也并不是没有“倾向性”，他至少是怀疑有关联。新闻记者的职责仅仅是在社会现象连续性发生断裂后，去描述与该事件相关的现象。在描述中，因为报道篇幅的限制，总要有所取舍，这种取舍如何不体现“倾向性”，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或者说，这几乎不可能。

201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