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的“重大”活动

    杨恒均的《上海世博能否推出中国价值观?》说：

　　“欧洲是世博会的发源地，历史上一大半的世博会是欧洲城市举办的，可是和他们聊起来，要就是一问三不知，要就是毫无兴趣。问多了，人家反而过来质疑你，世博会不就是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展览会吗?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干吗那么夸张!”

　　“当我和澳洲人谈起世博会，发现他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两个有点兴趣的，可人家一开口竟然质疑起上海世博会澳洲馆的奢华。说浪费那么多钱搞那个东西干啥，政府是否投入不应该投的钱。后来我才知道，澳洲人也都认为世博会是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展览。据说有几届世博会澳洲不去参加，因为筹不到足够的钱，可见人家的态度。”

　　“回到中国，发现我们也确实夸张了点，对世博会的宣传铺天盖地，……”

　　杨先生说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在我们这里举办的“重大”活动，在人家那里并不怎么被当回事情。在此，我想对自己在几十年的经历中了解到的“我们”举办或参与过的“重大”活动作个回顾，看看这些活动具有哪些“特色”。

　　“特色”之一，重要性大大增加。

　　凡是了解体育方面情况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世界的体育运动中占什么地位。无论如何，它至少是无法与足、篮、排三大球和田径等项目相比的。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半翼(后半翼“文革”爆发，无从谈起)，宣传、报道给中国人造成的印象，它简直就是世界上头等重大的赛事。从1959年的第25届到1965年第28届世乒赛获得冠军的运动员，竟然能够得到在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与节日时领袖相同大小照片的待遇。最明显的事例是：在第28届世乒赛的决赛进行的时候，十分注意“突出政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竟然打断正常的播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比赛结果”。这样做的原因十分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项目里取得了好成绩，“为国争了光”。一个本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运动项目，其地位就这样会随着一个国家取得的成绩而大大地被拔高了。我所以要在前面给重大一词加上了引号，就是因为活动本身并不一定真正重大。

　　“特色”之二，重视的程度大大提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上海举办第一届东亚运动会之前，媒体上声讨任何一种不文明的行为的时候，都少不了要和“马上就要召开的东亚运”联系上。这给人的感觉是：好象东亚运不开，这种行为就不用声讨了。——而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重大”活动即将来临，如果没有领导就要前来检查，许多不文明行为也就无人问津了。

　　在东亚运进行的时候，运动场所周边严防死守，如临时大敌。当地居民进入都须一一查验身份。其气氛的紧张和给居民带来行动之不便，真是无与伦比。

　　我们的当局自豪地宣称：“上海市民人人知道要举办的东亚运”，这我信。特别是那些回家要被查验身份的居民，只要你还想回家，想要不知道有东亚运都不行。

　　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前一个多星期，中国记者到了那里。他们惊奇地发现：当地还没有什么有关的布置和装饰。根本不象我们这里，早就要搞出浓厚的气氛来。不少被采访的市民，竟然对这么重大的活动还一无所知!而这并不影响它的成功举办。这说明：活动的成功与否，与市民是否一无所知并没直接关系。

　　在这次世博会召开之前，差不多从去年开始，上海各旧里弄房子的外表就开始粉刷一新。不但如此，在房间里还装起抽水马桶——睡床旁边就是抽水马桶，你想想这是什么景象!不过，这项工程完全由政府出资。当然，能否安装也得视“条件”而定。所以，有些被否决了安装权的居民奋起争辩，毕竟这是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的好事啊——即使在几十年前住房条件要大大宽舒于今天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过这样做。而这一切的发生，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为了世博会!

　　“特色”之三，其性质与别人搞的不一样。

　　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际，国内有反对举办之声。我当时对此感到不能理解：举办奥运会，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民族的骄傲，为什么要反对?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举办活动的逐步展开，我对反对的声音逐渐有了理解。别的不说，就看看全世界体育大聚会的奥运会到了“我们”这里，特别是在火炬接力活动中，却成了一场“爱国运动”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由此，我们明白了：同样一项活动，“我们”搞和人家搞的性质可以不一样。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能够说出“宁可牺牲点精彩，也要尽可能减少对群众生活的影响”的话来。这显示出领导在这方面的观念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实属不易。要知道：之前我们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有的只是大张旗鼓地要求市民“为了国家利益作出牺牲”，理由据说是因为“外交无小事”。而只要有外国人参与的活动，就都算是外交活动。如“我们”举办和参加的世乒赛、东亚运、奥运会和世博会，均属此列。所以它们即使在人家的眼里再“小”，到了“我们”这里就“重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