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3）

　　这些小小的冲突构成寂寞宫庭生活中的一些花絮，稍微打破一点沉闷。但总起来讲，崇祯帝的后宫中还是算是祥和静谧，不像许多朝代那样充满了阴谋和血腥气息。待到崇祯统治的中后期，国事维艰，皇帝终日操劳，愁云满面，很少有时间再同后妃们盘桓。后妃们也就知趣地不敢再生风波，惹闲气。她们并不清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从崇祯帝那日夜紧锁的眉头中能感受到形势的严峻。她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服侍好皇帝，养育好子女，祈望着国家能够转危为安。

　　许多记述都说崇祯帝不近女色，其实并不尽然。但他特别念旧，在众多的妻妾中始终只注重同他共同患难的一后两妃，却是实情。宫中旧制，每天将晚时分，各宫都在门前挂起两盏红纱龙灯，皇帝临幸某宫，那里的宫灯就先行卸去，而后巡街的太监才通知各宫把龙灯摘了安寝。许多年里，最先摘下宫灯的大多是坤宁、承乾、翊坤三宫的皇后、田妃和袁妃。有位住在承华宫的陈妃，进宫后数年只被“临幸”了一次，门前的两盏红灯总是迟迟不能取下来。身边一个太监见她终日愁眉不解，很奇怪地问她为什么不乐。回答说：“人生天也不见，哪能快乐？”太监说：“抬头不就能见到吗？”那位陈娘娘只好骂他是呆子。由于专注于一后两妃，崇祯帝的子女也主要是当初信邸的3位故人所生。

　　后妃们总共为崇祯帝生下了7男6女，但宫中的婴儿死亡率极高，到崇祯帝三十而立的时候，活在他身边的只有4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几乎都是周皇后和田贵妃生养的。周皇后最引为自毫的是她在崇祯2年（1629）就为皇帝生下了元子，在明代历史上，正宫皇后产子还是第一次。崇祯帝对这个长子的出生也极为兴奋，特别诏告天下：“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系皇后周氏出。中闱开冢胤之先，万国惬元良之祝。”为长子取名慈烺，并在第二年就册立为皇太子。崇祯11年（1638），太子十岁，正式出阁读书，崇祯帝为他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教授班子，其中多是醇儒名士。这以后，他就常常带着太子参加各种国务活动，并且教太子阅读和批改奏章，一心一意要培养出一个德才兼备的英明之主。对于这位长子，他确实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周皇后的第二个儿子夭折，第三个儿子朱慈灿生于崇祯5年（1632），封为定王。田贵妃在崇祯6年（1633）为崇祯帝生了皇四子朱慈焕，封为永王；8年又生皇五子朱慈×（火真）。【按崇祯帝诸子之名，《明史》等书各载不一，此处主要依据孟森的考据结果，见孟森《明清文史论著集刊》；皇五子慈×（火真），见《国榷》卷97。】此外，还有周皇后生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和袁妃所生的小女儿昭仁公主。这些儿女个个家教良好，聪明可爱，崇祯帝对他们也都十分关心爱惜。

　　相比之下，才只5岁的皇五子因为是幼子，又是爱妃田氏所生，崇祯帝对他又格外疼爱一些。但在这年春上，正当崇祯帝为了催追捐助而同贵戚们大动干戈的时候，皇五子却得了一场大病，好像是痢疾，十分危险。宫外的戚畹们听说了这个情况，决定通过这个孩子来震慑皇帝一下，就买通好宫中的太监宫女，在皇五子的身边装神弄鬼起来。他们让一个老太太打扮得妖模怪样，神秘兮兮地对这病中的小孩子说：“我是九莲菩萨，皇上待外戚薄情，再不悛改，就让他的儿子全都死掉！”反复地说了好几遍。

　　皇五子是个聪明孩子，在极度的惊恐中还是记下了老太太所说的全部内容，在崇祯帝来探视的时候原原本本对他讲了一遍。崇祯帝听了大惊。原来所谓九莲菩萨，是宫中对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世因菩萨的一种称呼，当年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曾在殿中供奉着一幅大士像，据说很有些灵验。李太后死后宫中就传说这位太后是九莲菩萨转世，上上下下都知道这种说法。李国瑞正是李太后的娘家侄孙，老太后的亡灵为了娘家的利益来向皇子讨公道，于情于理都让人不得不信。外戚们原来打算的也许就到此为至，但皇五子本来病得不轻，又受了惊吓，没几天就死了。参加那次阴谋活动的人就乘机大造谣言，把九莲菩萨的降临描述得绘声绘色。

　　丧失爱子让崇祯帝心痛，也让他心惊。田贵妃不久前刚生了一个皇七子，但在月子里就夭折了，正在为之伤心，现在一个本来活蹦乱跳的皇五子又突然死去，不由得大为伤痛，为此还大病一场。崇祯帝以为五子的死同自己在朝中的行事有关，追悔莫及。为了安慰活人也抚慰亡灵，他特地追封这个5岁的孩子为“孺孝悼灵王”，仍不能尽意，又追赠了一个“通玄显应真君”的奇怪称号，显然是为了纪念他在病中见到九莲菩萨那件事。礼部认为本朝从来没有追封皇子为“真君”这一类道号的，而且“玄感灵通，实为不可思议之事”，据理反对，最后“真君”的封号才算去消了。

　　另一方面，崇祯帝又不得不去忙着亡羊补牢，以免恶运再降临到其他几个爱子身上。他对李国瑞进行了抚恤，把武清侯的爵位也还给了李家，那40万两银子当然不敢再要。一个武清侯的缺口没攻下来，让贵戚乃至朝臣认捐的事从此搁置不提。崇祯帝甚至还认为首辅薛国观倡议剥削贵戚是导致爱子死亡的主要原因，从此在心中对薛国观暗暗记下一笔仇恨。这个仇后来终于被他报了。

　　捐助军饷的事情成为泡影，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负担还是要落在百姓头上。辅臣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是只管兵饷不问其他的，为了加强训练边防军再次提出加派。这时候一个副总兵杨德政又提出，为了对付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地方武装也需要加强，各府、州、县应加练民兵数百到1000名，这又需要一大批饷银。崇祯帝觉得总之是非加派不可了，少加是加，多加也是加，不如一下子加足。就大笔一挥，同意把全部训练边兵、民兵的费用一齐加到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百姓身上，总数达730多万两，称作“练饷”。这样一来，崇祯时期的加派总额已经达到每年1690多万，已经超过了原来1530万的正额税收。民间流传的政治谚语中于是又多了一条：“崇祯崇祯，年年重征。（征收双倍赋税）”就是用年号的谐音点明了时代的特点。百姓们的裤带越勒越紧，崇祯帝脖子上一条无形的绞索也就越勒越紧。至于公文纸面上那应该练出来的上百万精锐边兵和民兵，却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明军在内外战场上，仍然是接连不断地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