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枢辅督师（1）

　　崇祯12年（1639）四月，清兵入塞的军警刚刚解除，崇祯帝和他的军事大员们又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农民起义这个心腹之患上面了。这时候，大别山区的“革左五营”仍然不受招抚，中原各地的小股农民军还在四处活动，而且已经受抚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两大农民军主力也有蠢蠢欲动之势。主管谷城和房县等处的地方官员不断地上报两军心怀叵测的情状，说“张献忠入据谷城，屡次不听调遣，将要待民间田熟，分其夏秋之粮，稍不遂意，就会再起刀兵”；“罗汝才诡称以所部屯田，并未让部队种地，这样带刀而耕，稍有不满，就将重新起事，铤而走险”。

　　为此，杨嗣昌秘密建议趁张、罗两部尚未动手，迅速调集兵力，以先发治人的手段扼杀这两支农民军。崇祯帝本来是一意招抚的，对进行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什么主见，但他也感到大患不除总不能心安，因此最后也同意了杨嗣昌的计划。从四月下旬起，明廷开始调兵遣将，命入卫京师的甘肃总兵柴时华部和宁远总兵祖大弼部南下湖广，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陕军出潼关趋襄阳、郧阳，四川巡抚傅宗龙领川军入郧阳，再加上熊文灿直属的大军，对谷城、房县一带四面围剿。

　　可惜杨嗣昌的如意算盘还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来得及实施，张献忠和罗汝才就再次举旗造反了。五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起义，引军向西。二十三日，罗汝才等部在房县响应张献忠，与张献忠合兵攻打房县。消息传来，朝廷大惊，崇祯帝照例不顾当初正是他自己一意招抚的事实，严旨痛责熊文灿抚剿无策，命他戴罪立功。熊文灿好像也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连忙派总兵官左良玉率军进剿，希望能侥幸一胜已塞罪责。

　　左良玉部是总理麾下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但深入房县深山密林之中，地形生疏，辎重粮草又无法跟进，士气相当低落。七月末，张献忠、罗汝才在房县西部的罗猴山设下埋伏，先故意佯败两阵，把左良玉诱至埋伏圈里，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左良玉军大乱，副总兵罗岱被杀，被歼灭的明军达一万多人。左良玉拼命突围，身边还剩下残卒不到一千人，总兵官的关防印信也在慌乱中丢失。

　　官军在罗猴山的惨败使得崇祯帝彻底对熊文灿失望了。他先是罢去熊文灿的总理职务，不久又将其逮至京师问罪，最终判处死刑，斩首于西市。但除掉熊文灿之后，由谁来接任围剿前线的总指挥，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闻名于世的几名最优秀的统帅中，卢象升已死，洪承畴刚刚被任命为蓟辽总督，担负着防御清兵的重任，无法抽调。另一个不久前才崭露头角的原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西北的战绩虽然不错，但为人颇为狷狂高傲，入卫京师被任命为负责南线的总督，就立即指摘杨嗣昌调配指挥失当，同兵部弄得关系十分紧张。后来，据说是因为上火耳朵聋了，大概主要还是为了对杨嗣昌不服气，他数次上疏请求去职养病。杨嗣昌趁机攻击他假托疾病，不愿担任保定总督这一危险的职务。崇祯帝最恨朝臣不肯效力，一怒之下把孙传庭抓进了监狱。国无良将，又用人孔急，崇祯帝左右掂量，最后决定还是任用人才难得的杨嗣昌最为可靠。

　　杨嗣昌在张、罗复叛，左良玉失败之后，接连上疏请罪，并主动停止了在内阁和兵部的公务。兵部尚书一职，已由他荐举的前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八月二十二日，崇祯帝还在他的请罪疏上批旨，要他回内阁任职。但3天以后，二十五日，崇祯帝突然下了决心，在他的另一份请罪疏上批道：“辅臣屡疏请罪，更见诚恳。如今叛寇猖獗，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事应付裕如，可星驰往代，速荡妖氛，救民于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不容他有任何商量和推托的余地。

　　崇祯帝既不经过阁、部会议，又不同本人商量，就由中旨任命内阁辅臣去前线督师，朝臣们和杨嗣昌本人都感到有些意外。但杨嗣昌几年来受皇帝的知遇之恩，一直充满了感激涕零之情，目前皇帝需要他出朝督军，以挽救国家的危难，他也只能竭尽全力，为皇帝效犬马之劳。辅臣到前线督师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有关衙门连忙办理敕书、印信、仪礼、军需等各方面事宜，并议定，杨嗣昌以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出任督师，一般人就称作“督师部阁”或是“督师枢辅”（枢指枢臣，即兵部尚书）。

　　在即将启行前，崇祯帝于九月初四日再次召见杨嗣昌，对他特别指示：“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其实挖了凤阳祖陵的不见得是张献忠部，而且崇祯帝自己也同意过对其招抚，这样说不过是确定一个原则，重点打击张献忠，对农民军其他各部可以区别对待。他还亲笔写了一首诗赐给杨嗣昌，作为临别的勉励：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诗中用了好几个典故。盐和梅是古代两种主要的调味品，商代高宗任命傅说为相，说他好像烹饪中的盐和梅一般重要，后人就以盐梅指代宰相。干是盾，盾牌和城池是古代的主要防御设施，用来比作捍卫国家的将领。细柳营则是汉代名将周亚夫的营盘，他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崇祯帝的一生中，很少给其他朝臣赐过诗，这一次不但御笔亲题，而且把杨嗣昌比作贤相、良将，寄予的重望溢于言表。杨嗣昌不但感恩戴德，而且深为能得到皇帝如此的宠信自豪。他出京之后就以御笔赐诗为标榜，竖起了“盐梅上将”的大旗，所部亲标也直称“上将营”，真是八面威风。

　　杨嗣昌于九月初六日离京，在京的大小官员出城隆重送行。杨嗣昌也丝毫不敢怠慢，一路疾行，仅用20多天就赶到了围剿的大本营襄阳。下车伊始，他就立即召集所部文武官员会议军事，一面着手整顿军纪，一面加强襄阳的城防。根据崇祯帝的指示，他把围剿重点放在对付张献忠上，但认为以往分兵各进，很难给敌人以重创，因此决定在军中设置大将，集中军权。他在初到襄阳的时候就上疏建议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总统诸部，听其指挥，共臣谋画，转行调度”。甚至把左良玉比作唐代平定藩镇的名将李愬，说自己虽不敢以那时的良相裴度自居，左良玉却与李愬相差不远。

　　杨嗣昌重用左良玉也是用心良苦。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行武出身，作过都司。崇祯初年关外大凌河被清军围困，在昌平督军的兵部侍郎侯恂特拔他为副将带兵驰援，大战有功，成为著名的勇将。后来他率领昌平兵一部转战于河南、湖广等地，专门对农民军作战，胜败参半，但始终保持着一支颇具实力的队伍。崇祯6年（1633）他被提升为援剿总兵官，时年仅32岁。部众也由原先的2000人增加到万余人。当时在中原和西北同农民军作战的各镇总兵官先后有几十个，但大多碌碌无为，或是战场失利被杀，或是被朝廷撤职惩办，唯有左良玉一枝独秀，始终保持着实力和体面。他骁勇体健，虽然不识字，却很有心机，也很能团结手下的将士。朝廷的兵饷总是不足，他就随处纵兵大掠，各地的百姓甚至乡绅对于左军都又恨又怕。当时民间口号说，“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左良玉军所过之处，真是像用篦子梳头一样，把地方抢劫的干干净净。他也很懂得保存实力，遇到太强硬的敌人就远远避开，拒不执行上司的命令，督、抚和朝廷却拿他没有办法。经过十来年的剿寇，他集中了一批强兵悍将，经常自行其是，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地军阀化了。但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朝廷急需用兵，根本不敢得罪这个有名望、有实力，又有些蛮不讲理的大将军。罗猴山惨败，责任并不大的河南总兵张任学被撤职，而左良玉丢了关防，却只被降三级，仍然留任总兵之职——崇祯帝对此人也不能不有几分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