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在华盛顿开幕前，笔者对此曾评论道：与布什时代的中美双边高端对话机制比较，S&ED可谓是有“进”亦有“退”。

　　从“进”的方面来看，奥巴马上台后，将中美战略对话（SD）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两个对话平台纳入一个框架之下，其合理性不言而喻：它体现出与时代发展潮流相一致的与时俱进精神——当今世界，与全球治理相关的许多议题本身兼具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属性，人们很难对此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

　　而从“退”的方面来看，从SED的一年两次的频率降为S&ED的一年一次，又不由得让人担心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并且客观上也将导致对话的互动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双方很难利用这一机制对双边和全球范围内的新情况、新变化及时沟通。

　　转眼一年过去了，中美高层此番在北京再度聚首，进行第二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其间中美两国双方既携手渡过了全球危机的风雨考验，又在全球气候变化多边谈判、贸易保护、人民币升值、伊核问题等问题上“和而不同”。但总的来看，分歧和局部摩擦并未妨碍中美双方怀着极大热情投入到对话当中来，这从双方代表团派出的超级豪华阵容便不难窥见。其背后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对话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不对话只会造成更多误解和冲突。

　　对于第二次S&ED，由于对话双方已经磨合到一定程度，无论是会谈气氛还是会谈效率显然都要胜过首轮对话。但笔者的感受是，“一进一退”的评价似乎有必要重新修正，因为“退”变成了“进”，而“进”也变成了“退”。

　　一方面，在S&ED频率下降的同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性却显著上升，双方开始较好地平衡了“两个目标”的关系。以经济对话为例，根据中美两国领导人最初的设想，“战略”主要体现在“两国共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但在第五次SED之前，双方的对话往往集中于能源、贸易、汇率、金融市场和食品安全等双边议题，基本不涉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因为中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全球金融危机，不得不同舟共济、抱团取暖的话，或许仍不会有兴趣坐下来商讨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的话题。

　　从对话内容来看，第二次S&ED延续了第五次SED以来试图提升战略经济对话层次的努力。尽管中美眼下并未直接被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冲击，但本着未雨绸缪的态度，双方仍积极主动地就危机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此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也都可归入“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四大议题中突出强调双边关系的只有一个，即“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

　　从中方立场来看，值得肯定的是，美方也逐步意识到了“务虚”的重要性，如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淡化了人民币议题。作为S&ED前身之一的SED，一个始终无法摆脱的宿命就是：美国国会、媒体和一些利益集团总是不切实际地希望尽快看到具体的成果，要求美方代表通过对中方施压，在人民币升值、缩小美中贸易逆差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这种压力下，美方代表过去常常是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来进行对话的；而中国从自身利益和开放进程考虑，又不可能不讲原则地做出让步。其结果就是，虽然美方也清楚对话的重点应当放在“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议题上，但由于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使得美方在本属于战略性层次的对话机制上不断要求谈一些具体问题和短期热点，而这些内容大多数其实是可以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JCTT）或其他更低层次的对话机制寻求解决的。

　　对于美方代表团而言，能否顶住外部政治压力，排除干扰，在一种宽松坦诚的气氛中与中国展开全面、建设性的对话，事实上决定了会谈的质量。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非最重要的之一”，这句话在两国最高层已是共识，并广泛引用。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某种程度上，务虚比务实更重要。因为务虚解决的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原则问题，而务实则是解决具体问题、细节问题、操作问题。对于一些老大难问题，双方的立场和利益分歧明显，特别是美国眼中的人民币问题和中国眼中的美国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务虚反而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对于盖特纳而言，不必过于纠缠人民币在具体某一时段内升值多少，重要的是要看长期内中国汇率改革的承诺和方向变不变。同样道理，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日前表示，美国应建立一个分层次的出口管制体系，放松对科术产品的出口限制。尽管中国并不期待美国会很快开放大量敏感高科技产品出口，但这至少是一个良好的态度和对话基础。

　　另一方面，S&ED自诞生之日起就先“瘸”一腿的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在S&ED框架下，中美战略对话（SD）虽从副部长级升格为副总理级了，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也算得上是平起平坐了。但客观地讲，无论是从媒体和世人的关注程度，还是战略对话议题本身的现实性，都远不及SED。至少在中国方面，媒体无一例外都是全部篇幅聚焦于经济议题，或者说，S&ED几乎就等同于SED。

　　本次对话前，正值韩朝双方围绕“天安舰”事件剑拔弩张，为中美战略对话平添了几分神秘和期待，或许有助于增加一些人气。但从长期来看，SED的风头毫无疑问仍将盖过SD。造成这种不平衡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S&ED并未很好地整合两个对话机制，而只是将它们作为两个平行独立的分会场。如何让两个机制真正的合二为一，需要逐步摸索。笔者认为，诸如能源、气候和技术出口等议题，单独放在哪一个对话机制下恐怕都未必合适，倒不妨以此作为切入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共治”、“G2”等提法不断见诸报端。虽然中国对此未必乐于接受，但这一现象本身揭示了中美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对于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在观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大可不必局限于双方在某一议题上的观点分歧和利益得失，而应从整体上来把握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和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