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西安城市边缘人

　　曾几何时，“城市边缘人”这个名词开始出现并逐渐进入社会学及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管作为一种暂时现象还是长久趋势，当我们走进这些由“民工进城”而衍变和增生的庞大“城市边缘人”群体，并试图对之进行了解、研究和展望时，感触和思考也便随之而生。

    “城市边缘人”是一个有较强的“中国特色”的名词，拥有这个名词的这类人在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又是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的命运的？

不堪贫穷民工进城

　　在西安文艺南路劳务市场，记者认识了从四川来的小伙子小张，他今年26岁，已经出外打工7年多了，因为泥水活做得比较好，在和记者交谈的半个小时内，已经有好几个工头模样的人过来和他谈活计，但因工价太低都没谈妥。
　　小张操着他的川味普通话告诉记者，他老家在四川乐山一个很贫穷的小山村，从19岁那年和同村人到成都打工开始，7年来他在很多地方打过工，在深圳也去过半年。去年来到西安，“觉得西安还可以，消费不高，有点喜欢西安了”。小张说，7年来他只回过一次家，“家里还是那么穷，他们以为我在外面赚了大钱，其实都是在下苦力”。小张是个孝子，开了工钱尽量挤出来些往家寄。“现在是干一天才有一天的钱，这半年一直揽短工做，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慢慢混吧！”小张最后有点无奈地说。
　　点评与思索：
　　住着窝棚，下着苦力，挣着血汗钱。这样一些因为不堪忍受贫穷煎熬而背井离乡栖息在城市、乞求解决贫穷问题的“民工族”在西安的流动人口中占有不小的比例。他们对于未来的想像单纯而现实———通过城市走出贫困的阴影，但这个想像在更多时候对他们来说像梦境一样虚无缥缈。

学门技术回乡致富

　　34岁的刘师傅在西安南郊一家汽车修理部工作，他来西安半年了，家在富平县，来西安前是一名中巴车司机，后来“钱不好挣了”，就决定到西安来学汽车修理。因为懂得一些技术，很顺利地找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管吃住每月还有500元工资。但刘师傅说，钱倒不重要，他卖车后还有几万元积蓄，主要是想有找一个学技术的环境，学成后回家乡开一家汽修店。“一定能赚到钱。”刘师傅充满自信地告诉记者，“大概学一两年吧，等把‘汽车美容’技术搞定再说。”他说自己平时很少休息，“熬到过年总得抽一两天回家看看老婆孩子了”。
　　点评与思索：
　　大城市里很普遍的技术放到乡村也许就是致富法宝，它的诱惑力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城市一边打工一边“进修”。这是一群相对有远见的“城市边缘人”，他们的理想是总有一天要返回乡村去开创一番事业，他们“屈居”城市的行为因此被抹上一层“卧薪尝胆”的悲壮色彩。

为了孩子举家“移民”

　　陈先生原来是陕南一家私营企业的业务员，3年前公司在西安设办事处后，他被派往办事处工作。忙业务之余，陈先生仔细观察琢磨，认为大城市有很多优越的地方，尤其对于孩子的成长及教育来说更是小城市难以比拟的。两年前，他将8岁的孩子带到西安上学，妻子随后也来西安找了份工作，老家的房子现在也卖掉了。记者注意到，尽管他们一家三口现在在西安南郊租住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但孩子的房间里却配备了较昂贵的品牌电脑。陈先生最近比较关心房产方面的信息，他说想买套能带户口的房子，“以后就是真正的西安人了”。
　　点评与思索：
　　把孩子的成长环境放在首位，借助相对有利条件举家迁城的决心放在前10年可能还属于“吃螃蟹”一样的行为，但在现在的西安已屡见不鲜。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趋势，它起码给许多不满于现状的人带来了一些突破和挑战。

谋求发展实现自我

　　2000年7月，小李从西安某高校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毕业后，来自贵州的他应聘到西安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档案则放在省人才交流中心。小李说，上班后基本没有想过自己是什么“城市边缘人”，但当住址为“陕西省人才交流中心”的身份证办下来时，“才有些涩涩的感觉”。他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目前户口对他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初是看西安的房地产市场有潜力才决定留下来的，“如今工作很满意，至于以后就很难说了，不过一直想到北京去感受一番”。“我觉得西安还是有些封闭和保守，对年轻人来说，去竞争更强的地方做房地产业可能会有相对较多的发展机会。”
　　点评与思索：
　　1983年，一位年轻人毅然脱离了科研机构并签订了北京第一份人才流动协议书（现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今天看来，这件已成为历史的事件深远地影响着我国的人才流动机制，并见证了近20年来人才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有了这样的条件和机会，作为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有学历、有远见、有思想、有个性，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宁愿做这个城市的“边缘人”，也不愿放弃自我选择的现象是个体自由的完美展现，也是整个群体不断前进的标志之一。

积蓄颇丰心连故乡

　　拥有两家餐馆的何老板现在已基本不管店里的事了，他喜欢上了炒股和养花鸟，过得“滋润得很”。来西安快20年的时间了，48岁的他凭着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挣下了近百万的资产。他告诉记者：“前些年挣钱真的不难，原来跑运输，后来开商店，再后来开餐馆，都挺顺利的。”说起他从重庆农村来西安的原因，他说年轻时在外面跑车，认识的人多了，家里兄弟多条件也不好，就打算不回了。其妻也是重庆人，他们如今讲话和生活习惯早已俨然是地道的西安人。但说起老家，何老板还是非常想念：“很多年没有回家了，怪想的，电话也很少，那边有事基本上也赶不回去。”尽管已经安家在西安，但思乡情结还是萦绕着何老板的心。
　　点评与思索：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有了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后，思乡之情却挥之不去，从远远的农村进城艰苦创业到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其间不只是身份角色的过渡，更是情感和思念的煎熬历程。

边缘行业实在难做

　　在南郊一家“按摩浴足保健中心”，记者和一名叫小娟的陕北女孩聊了起来，在谈话中，18岁的她反复告诉记者，老板不让她们（服务员）和客人说真话，当记者说出了采访意图后，她说：“这没有什么意思。”并对记者说：“不要聊了，老板会骂。”
　　在西安，类似这样的“保健中心”几乎每条街都有，服务项目就是给客人洗头、踩背、按摩、洗脚等。每到夜晚，这样的店分外显眼，粉红色的光线洋溢着一些暧昧的情调。当记者问小娟要是为客人做正当服务的时候，客人动手动脚怎么办，她说：“我们店没有那样的‘服务’，要是客人不自觉，我会不客气的。但有些人也的确不要脸……”
　　点评与思索：
　　许多打工妹游走在城市的“边缘行业”，由此带来了服务行业近年在西安的蓬勃发展。而由于部分从业者道德沦丧失去尊严，使得许多人戴着有色眼镜斜视着夜色里朦胧的红房子。在这个时候，有谁知道那些自强自尊自爱的打工妹的心酸，生活对于她们的宽容究竟有多少？

多做贡献包容共处

　　在采访中，记者碰到50多岁捡破烂收空酒瓶的刘师傅，8年前妻儿遭意外同时亡故，感到绝望的他就从河南老家来到西安谋生。他刚来的时候，困顿得连饭都讨过，后来想到还是要自食其力，不然会饿死街头，便捡起了破烂，但“这活城里人看不起”。刘师傅说，有一次在一小区（他很不容易进去的）收酒瓶，六楼的一家人叫他上去拿酒瓶，主人拿出五六个瓶子站在门口和他为是2角还是3角讨价还价，最后在主人的一句“你们这些人也别太抠了，不卖了”声中，他提着空口袋下了楼。但刘师傅说，也有比较好的人家，会把一些用不上的东西无偿让我拿走，“还愿意和我谈话，希望下次再去”。刘师傅现在租住在东郊农村一间狭小的民房里，房东同情他，一个月才收他20元钱房租。
　　点评与思索：
　　前几年，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犯罪率的日渐攀升与外来人口的增多有直接关系，这种观点折射了城市人一度对“城市边缘人”敌视与不屑的态度。但随着“城市边缘人”为这个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的贡献，双方开始较为平和地相处。这个现象反映了“城市边缘人”忍辱负重的辛酸历程。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超过1．2亿，这个数字里面包括了我们所能触及到的所有“城市边缘人”群体。有观点认为，流动人口的增多能促进地区之间的交流，带动经济发展的速度，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减少贫富两极分化等。但要促进人口的流动，当然还必须改革有关的体制。可能首先要在法律层面上规定公民在各地区之间自由迁移的权利，然后逐步改革诸如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之类的具体制度，以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城市边缘人”这样的角色和具体现象就是这个过程的典型代表，就目前来看，他们的路似乎还很长很长。
　　就西安这样一个西部城市而言，在最新统计的人口数据中，外来人口也高达89．2万，大部分集中于城区，他们或喜或悲地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行业却拥有相同的“城市边缘人”身份。他们在城市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个特殊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和壮大，是一种思潮的代表，是一种前进的趋势。

                                                                                                          华商报社记者 谢正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