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有大量相关的专题稿，如有平媒需要，可以和我联系索取。[email protected])
听说，富士康老板郭台铭今天在记者面前低头道歉了，但他并不承认富士康在一系列事件中有什么过错。
又听说，就在郭台铭道歉当天晚上，富士康再发生坠楼事件，今年跳楼数字已经上升到12跳！
从富士康第八起坠楼开始，我就一直关注，并且提出了“上班奴”的概念，而如今，当郭台铭低头道歉，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当这个坠楼的趋势并没有遏制，反而有恶化的趋势。
我在想，12跳的背后究竟存在着什么？上班奴的形成，究竟还有哪些社会深层原因。
我之前分析过很多，而今天，要做一个更加深入的研判，我是研究社会和心理的人，但一个人的力量，并不能做到全部，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上班奴的研究。
我个人觉得，富士康出现12连跳，而上班奴现象从血汗工厂一直蔓延到城市里的每个办公室。“上班奴”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主要有如下十点原因。
1、企业的逐利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博弈失衡。
陆琪：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时代，个人对于企业必然是弱势的一方，并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也没有谈判筹码。
而企业具有逐利性，如果没有监管，企业是会牺牲员工的一切来达到利润最高化的。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没有法制的时代，童工、奴工都成为了企业的牺牲品，用生命来转化成企业的利润。
在现代社会，企业的逐利性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个人的弱势也没有改变。唯一增加的就是社会保障。政府或者工会以第三方强势力量介入，强迫企业对员工让步，为员工提供保障，这已经是西方社会成形完备的体制。
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处于一个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备，对企业的监管也不够，很多的制度有漏洞，最后变成了企业可以利用制度，来继续压榨员工，达到利润最大化。
上班奴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企业逐利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博弈失衡。
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追逐GDP，追逐政绩，把政策和制度对企业有了倾向。最后应该监管企业的政府，变成了企业的帮手甚至是打手，让已经弱势的职员更加的弱势。
他们除了老老实实当上班奴外，还有什么选择呢？
2、企业型社会，没有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陆琪：像富士康这样几十万人的巨型企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我们可称之为企业型社会。在其中，住宿、饮食、医疗、娱乐都自成一体，形成了自己社会体系。
但是，一个社会并不只是保障基本生存，它还应该有其他的属性，包括教育、培养、心理疏导、与企业谈判、未来生活保障等等。
但这些东西，企业型社会是没办法做的。因为这些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利润。而对于工厂、公司来说，利润才是最重要的，甚至于超过人本身的价值。
企业型社会，依旧是一个利润为最高目标的架构，那么它又如何能取代真正的社会呢？又怎么能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呢？
富士康连续出现那么多员工坠楼事件，深层原因就在于它把员工丢进了一个以利润为主导的企业社会里面，最后所有的员工，都成为这个企业型社会的制度奴隶。
3、新生代务工人员的承压能力不够。
陆琪：现在出外打工的新生代务工人员和老一代农民工是完全不同的。老一代务工者，从小在家做农活，什么苦都吃的起，即使在城市里面，也不会被城市同化，反而省吃俭用，把收入节约下来送回老家抚养孩子，修筑房舍。
而新生代务工者呢？他们实际并不是农民，也不太会做农活。由于父母的打工收入不菲，使得这些人也得到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这批新生代务工者的吃苦能力和承压能力，与父母相差甚远。长大后，他们也想走父母的道路，来到城市里打工，却立刻被城市繁华所吸引，他们的工作，不再为了回乡，而是为了能够留在城市里，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被这样的心态催逼，新生代务工者在加班、劳累、攀比和城市高消费的压力下，终于难以承受。到最后，只要一个导火索，他们就会彻底崩溃
4、大量农村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型，无法适应城市生活。
陆琪：大量新生代务工者进入城市，他们被城市的生活吸引，并且决意要定居在此。大量的农业人口，逐渐变成城市工业人口。
但这种转型，除了身份变换外，还有一个心理的变化，有一个适应期。
农民生活和工人生活是不一样的，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更不一样。
高强度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高消费、各种娱乐和越来越沉重的生活压力，使得这些刚刚转型的人无可适从。
他们从一个闲散、安稳的农村，到达繁复快速的城市，心理适应过不了关，最后就会造成精神的高度紧张，有一种被围困的“孤岛感”。
这虽然不是上班奴的直接成因，却也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推动力。
5、企业用利益逼迫人们做出违背生理需求的决定。
陆琪：现代企业用什么来绑住人？人身禁锢、非法买卖人口早就过时了，现代企业惯用的方法，就是用利益的诱惑，让人们自动自觉的交出自由权。
譬如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是不会强迫员工加班的。他们只会用利益来诱惑员工。
每个普通员工的底薪在1200到2000之间，而加足班之后，却可以获得高达八千元的薪水。
对于员工来说，1200和8000之间的差距，根本就难以抵抗。所以，他们必然会主动要求加班，即使是很疲惫，但看到其他人在加班，自己依然不会落后。
这种做法很合法，但却是利用人心理中的贪欲，诱惑工人超幅度加班，非常的不合人性。
所以，我们必须提出，当法规制度被企业利用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之？
没有工会组织，没有社会保障，员工个人又怎么抵御这样的赤裸裸的诱惑？
6、用企业文化、企业制度，对员工进行精神控制（譬如宋山木对下属的管理）
陆琪：对员工进行精神控制，这是早年非法X销机构经常干的事情，虽然已经被禁止，但其中一些精华被不少大企业学去了。大家经常可以看到，保险公司、销售企业甚至是一些银行都会有晨会喊口号，念公司章程，说是提振士气，其实就是洗脑。
而最近爆出的最经典例子，莫过于宋山木对下属的管理。这在如今我们看来，完全是一种奴性管理。他们的公司文化是家长式的，必须对老板宋山木有毫不质疑的尊重，要经常念诗称颂，要搞个人崇拜。
最后的结果呢？宋山木利用员工的崇拜，大肆满足自我欲望，变身成了奴隶主。
对上班奴的精神控制，就是在不知不觉的企业文化催眠中进行的。
有些公司，就是假借“企业文化”之名，行“洗脑奴化”之实，大家要留意自己的企业文化里，有没有类似的精神控制。
7、员工之间的攀比、传染和从众心理，以至于慢慢沦为上班奴。
陆琪：上班奴的现象中，也有一部分员工自己心理调适的原因。很多员工在可加班和不可加班中间，因为同事之间的攀比，从而选择了加班。明明是生理上已经满负荷了，但不想输给同事，或者不想拿钱比别人少，所以加班，这是攀比带来的厄运。
而根据社会群体心理学，一种心理现象在群体中是可以传染的。当有人安分与上班奴的身份，其他人也会逐渐被传染到，最后大家都安分守己。这也是从众心理作祟，很少有人会在有利益的时候，还跳出来做少数派，一般都会跟随大流，别人做什么自己也做什么。
企业往往利用这种心理，然后炮制头羊效应。
就是先用一个员工起示范作用，引领一个团队跟随，再以一个团队示范，引领一个厂区跟随，最后是整个企业都变成一体化。
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个驯化的过程。
8、中国已经有数十年的劳动力密集优势，已经到了转型期
陆琪：在任何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劳动力密集总是最初的优势，但随着生活水平的增长，劳动力逐渐的昂贵，并且难以管理，而这意味着，社会优势将要转型。
当初的日本，后来的台湾，都是从劳动力密集逐渐转化成科技密集和智力密集。这不是你想留就能留在过去的时代的，时代在前进，即使是大到中国这样的国家，也难以停步。
而这种巨大的转型，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如果调整自己，如果摆好自己的位置，如果平稳和谐的过度？
现在很多企业出现的问题，包括富士康的问题，都与其相关。
富士康多年前来内地开厂，工资低，无需保障，随便管理。而如今呢，虽然有同样多的人，但薪水日渐提高，保障需求越来越高，企业变成了一个社会体，这不仅仅是成本提高，更是富士康面临着中国社会的转折。
9、中国的白领阶层已经逐渐成形，但白领只是工作和经济收入，从白领到中产，这个心理、思想和文化的转折，已经成为了上班奴滋长的温床。
陆琪：中国的白领阶层已经逐渐成形，但过程却与西方完全不一致。譬如美国白领中产的形成，是先从有产业主，再到无产打工者，最后变成中产。而中国经济发展太快，在短短几十年间，打工者迅速变身白领，收入突飞猛进，看起来已经有不少中产阶层。
但中产并不是一个收入阶层，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白领的收入虽然已经达标，可心理呢？文化呢？思想呢？恐怕并没有跟上。
中国的白领们，现在所拥有的主要东西就是自己的收入，所以他们会为收入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成为上班奴。
而只有达到了中产的思想、文化，白领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包括思想独立和价值观独立，只有这样，才可以不成为上班奴。
10、中国的企业从不守规则，到利用规则，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而中国的职员一直在弱势地位，这个和美国有工会保护截然相反。最后，上班奴和企业会否形成两个对立阶层？
陆琪：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社会，所以企业占据强势地位。而地方政府出于业绩需求考虑，也会在政策上倾向。
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缺乏一个和企业抗衡的机构。在西方社会，这往往是工会的角色。
美国工会非常强势，与大型企业的谈判中占尽优势，几次差点弄到企业破产。而中国的工会却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如果有一个保障工人权益的工会存在，那么很多大企业就无法肆无忌惮的压榨员工，更不可能肆意妄为的利用规则，将员工当做上班奴。
陆琪作品，转载注明
（陆琪：励志作家、畅销书作家、编剧；著有《潜伏在办公室》等；
陆琪说什么？说职场是“老板公敌”；说情感是“男人公敌”；说成功是“所有成功者的公敌”。在任何时候，都只为小人物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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