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12跳”，全社会都要反思

杨于泽 

    富士康接连发生“12跳”，一批年轻鲜活的生命离开了我们，使所有人感到痛心疾首。一家企业，在不足5个月内有这么多人轻生，企业要反思，其实家庭、社会、政府都应当好好反思。

    深圳市政府2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认为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频发，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富士康集团43万年轻员工聚集在一起，加上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使一些问题和情绪产生“叠加效应”。

    也就是说，富士康必须承担起它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责任。据媒体最近报道，富士康实行的是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员工每月加班长达120多小时到140多小时，他们的生活成年累月处于车间、食堂、宿舍“三点一线”。同寝室一年的室友，竟然相互不认识。员工很少休闲、娱乐、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几乎处于原子状态，仅仅是一架干活的机器。

    但富士康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员工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重负。有几个员工跳楼的直接原因，是家庭破碎和恋爱失败，还包括人际冲突。这涉及家庭稳定、教育、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社会治安等，涉及观念、制度和公共管理多个层面。在社会转型期，观念要引导，教育要与时俱进，制度要完善，公共管理职能要到位。

    在这些被富士康叠加的诸多因素中，其实有一个关键角色，就是政府。政府必须反思，反思自己的制度建设、公共管理。深圳市政府对“12跳”的归因，仅仅提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其中所谓“社会”是一种泛泛而谈。

    很多“社会”因素，其实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政府那里。比如，深圳市政府说80后、90后“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可以归结为教育的失败，也是城乡差别化教育的恶果。富士康员工恋爱失败，也不乏社会分配不公、农民工打工没有出路的因素。

    在富士康“叠加效应”的背后，是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失序和人的原子化。在富士康“12跳”前，充斥媒体的是：政府非法征地拆迁，居民私有财产不保，屡屡有人自焚抗议；上访群众被截访，被精神病；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校园血案频发，教师武装化，体育课武术化；一些地方官员大建福利房、豪华别墅，将本为中低收入者准备的经适房据为己有。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感到孤立无助。

    一个更切关广大民众利益的问题，是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有研究说基尼系数已达0.50，远远超过0.40的警戒线。而在基尼系数的背后，则是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连续20多年下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底层生存压力巨大，对社会缺乏认同，很容易走向极端。

    把这一切归结为“社会因素”，不如说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后续效应。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加快劳动立法、完善劳动法律，加大调整劳资关系的力度，让劳动者有制度平台与强势资方进行公平博弈。即使是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明显有违我国劳动法，地方政府不应该听之任之。

    企业要反思，政府更应该反思。政府不仅应该反思，还要拿出方针政策，急图改进。正如《人民日报》近日所言，切勿以为中国人承受能力无限，而将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拖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