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真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吗?■ 洪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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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初我在南京梅园中学读书。疯狂地爱上诗歌，甚至上课时都偷偷在笔记本上写诗。还曾以原名“王军”在《语文报》、《星星》、《鸭绿江》、《诗刊》、《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一系列报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十几次获得《文学报》等全国性征文奖。在全国中学校园赢得一定的知名度。1984年《春笋报》刊登王建一先生所写《这迷人而又痛苦的路啊！——记南京梅园中学小诗人王军》：“他似乎是一个成功者了，他的面前似乎是一片光明了。错了，他还嫩得很，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他将咬紧牙关走下去，他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说：我也许因此而上不成大学，但文学创作的路我是要走下去的。你能走到底吗？你在已发表的一篇作品中写道：假若有一天，刀忍不住所受的痛苦，它摆脱了磨刀石，结果将怎么样呢？哦，世上将多一片锈铁！”

   可以说是这篇报告文学使我奠定了当个大诗人的幼稚理想。要知道，那是个几乎人人都怀有所谓“理想”的年代。多么可爱啊，我那最初的功名心！若干年后，我跟人生道路类似的诗人伊沙（中学时原名“吴文健”）探讨过：我们这一代诗人坚持下来的动力，除了艺术本身的感召之外，也不乏功名心的作用。从那么小，就开始梦想当诗坛的百夫长、千夫长乃至万户侯。）所以无论诗歌多么萧条，我们此生注定将是最后的“钉子户”，不会轻易拆迁的。

    当时由于《语文报》等报刊发行量巨大，全国中学校园几乎息息相通。我记得那几年间，就收到数千封天南海北的读者来信（装了一大麻袋），许多诗作一经发表即被同龄人传抄，自己也就陶醉得俨然有“小普希金”之感。普希金是我的诗歌偶像。我甚至梦想死后能像普希金那样，被铸成铜像——当然，不是树立在彼得堡的皇村，而是安置于我的故乡南京新街口的十字路口。

    1985年，我面临高中毕业。2月18日《语文报》，刊登了我毕业之前写在同学纪念册上的五首诗《献给同学的心花》，以及创作谈《感情：诗的生命》。这在那一年的全国中学校园里，唤起很多毕业生的共鸣。他们纷纷来信关心我：毕业后会去哪里？还写诗吗？

   由于对文学全力以赴,也造成严重偏科，除了语文，数理化乃至外语等经常亮红灯，每次考试总属于年级倒数第几名。不但上大学无望，就算想拿到最基本的高中毕业证书都很困难。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连高考预考都未通过，我只好准备做个“待业青年”了。但自己仍想像高尔基那样到社会（“我的大学”）上继续实现文学之梦, 闯荡一番，说不定也能写出个三部曲啥的。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是开照相馆的，我甚至准备毕业后去那儿当临时工……

   当时梅园中学只是普通中学，没有保送名额，幸好觉得我给母校争得些荣誉，想出了一招：把我发表的作品及获奖证书复印许多份（感谢那个时代发明了复印机！）向全国二十多所大学寄发了推荐函。很快，武汉大学特意派来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领我去武汉面试。华东师范大学也约我去上海面试（他们还答应给我的中学另外五个入学名额）。最终，我选择了武汉大学(因为诗人闻一多曾担任该校文学院长)，作为免试保送生，没参加高考就跨进了大学门槛。哦，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与之相比，为写诗而吃点苦吃点亏，算什么？该赚的我都赚回来了。

    进入武汉大学一年多之后，1987年1月5日《语文报》，再次为我做了一个专版，除了刊登照片、简介、诗歌作品、创作谈之外，还有姚健所写《走向新的角斗场——王军进入大学之后》。那几年，跟我一样成为幸运儿的还有田晓菲、小海、邱华栋等一系列中学校园诗人。

    我并不仅代表我自己，还代表着那一大批80年代成名的少年作家。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中学校园里的“小诗人”、“小作家”在数量上一点不逊色于现在的80后作家，同样境遇的葛红兵称其为被诗歌史遗忘、但正在被追忆的一个文学现象。自古英雄出少年，文人也如此。仅以诗歌界为例，目前被誉为诗坛“中坚代”的伊沙、徐江、侯马、桑克等，我们都是从八十年代的校园起步的。姜红伟已推出一部八十年代中学校园诗歌备忘录《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收录了数百人的回忆文章。

    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1999年1月7日《语文报》，又刊登了我的近照、近况、近作，以及澹明所写《以心灵之火烛照世界》：“对于王军，我们的老读者想必还记得，在中学时代，他便是《语文报》的‘老’作者，当他被保送武汉大学后，《语文报》1987年1月5日的第240号头版还郑重报道并介绍过。而今，他又在署名‘洪烛’亮相了。事实上，‘洪烛’是他上大学后发表作品时惯用的笔名……”可以说，影响巨大的《语文报》的探照灯，一直关注着我，使我被许多同龄人知道并记住。我对这家报纸怀有特殊的感情——哦，它照亮了一个少年诗人的文学梦。直到今天，我仍在写诗、写散文，出了三十本书，似乎都是因为不愿背叛自己年少时的承诺。不走这条路，我便不是我了。我将变成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人。

    伟大的八十年代，我与姜红伟等建立通信联系，又通过季雨群认识了当时南京中华中学的叶宁，参加《春笋报》的活动见到马萧萧、南岛，在武汉大学与李少君、邱华栋同校，并去北京与北师大的伊沙、桑克、侯马、徐江“煮酒论英雄”，何其快哉。成为北京的游牧者之后，先后与神交已久的田晓菲、江熙（江小鱼）、毛梦溪、段华、边邓伟、叶斌、周瑟瑟、郁舟、吴茂盛等谋面，共同回首八十年代，感叹良多，觉得有梦总比无梦好。管它酒醒到何时！

    我的第一本书是诗集《蓝色的初恋》，进入武汉大学后出版的，其中收录了一部分中学时代的作品。看起来，真让人脸红啊。我都不敢轻易翻开它。

    九十年代初，叶斌策划了一套《第四代诗人丛书》，有我的一本《南方音乐》，另外还有邱华栋、蓝蓝、周瑟瑟等人的诗集，交由接力出版社推出。我大学时代的部分诗作，收入其中。一个生活在北方的南方人，为往日的音乐划上句号。我也就逐渐告别浪漫主义的自己。

                2

   我在南京梅园中学读书时,是一个热血沸腾的诗歌少年,上课时偷偷在笔记本上写诗，回家后用方格稿纸仔细誊抄了,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总是首先投寄《诗刊》,它在我心目中已成为缪斯的最高殿堂。我永远忘不掉把诗稿塞进邮筒时激动而又不无紧张的心情,就像给暗恋的姑娘寄求爱信似的。

   然而连续不断寄出的“情书”,总是附着编辑的审读意见或铅印的退稿单又飞了回来。我仿佛失恋一样忧伤,但第二天就恢复过来了,准备下一轮的“情感攻势”……说实话,我这辈子还不曾对哪位女孩如此狂热且执著呢。我哪是在给《诗刊》投稿啊,分明在向缪斯求爱——她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女神。我还参加了《诗刊》的刊授学院,给人的印象:我跟自己精神恋爱的对象书信来往颇为频繁……

   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写了一首叫《邮票》的爱情诗。后来抽空投寄给《诗刊》 (为《邮票》这首诗贴上邮票)。说实话,未在《诗刊》发表过作品,是我整个中学时代的小小遗憾。如同一位自以为很优秀的运动员却不曾参加奥运会!
   这一回我射出的箭终于命中了靶子。接到署名“王燕生”的编辑来信,说《邮票》留用了,又说—直在关注我的成长。1986年3月号《诗刊》发表了我的《邮票》。那年我19岁，已是武汉大学一年级学生。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署原名“王军”发表作品—从此以后,为了迎接新的文学旅程(也为了使“再生”之感更强烈些),我开始使用笔名“洪烛”。
   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巧的是,该单位跟《诗刊》都位于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只不过一个在文联大楼的七层,一个在五层。我去单位报到那天,又特意“朝觐”了《诗刊》,拜访了我的责任编辑王燕生老师。从给《诗刊》寄“情书”,到和《诗刊》做“邻居”，真像一个奇迹。
   后来我又有更多的作品在《诗刊》发表。1992年还参加了有诗坛黄埔军校之誉的“青春诗会”:还长期担任过《诗刊》刊授学院的“挂牌诗人”(而我恰恰是它最早的学员之一):我很幸福,这么些年来,一直跟《诗刊》、跟缪斯女神靠得很近很近。
   而最初的缘分,却是一枚邮票缔结的。我的心有时很老了,却经常回想起年轻时的那首《邮票》(那时我是多么稚嫩而青涩哟):“集邮并非我的爱好/一瓣邮票在心田绽苞/别把它当成商标,这是/无终点快车的彩色车票/我曾经走向你心灵的月台/甜蜜而惶恐地接受检票/接受审视和微笑//跨进邮箱跨进碧绿的车厢/你的眼睛闪烁着永恒的路标/连邮戳也飞旋成车轮/把两颗心载向同一条轨道/凭这枚车票能穿越迢遥/穿越目光的隧道,驶进你/开满春天与笑语的怀抱//真愿乘坐疾驰的幻想,飞入/邮票般的门扉门扉般的邮票/和你站在狭小而辽阔的/画面,成为图案成为主角/哦!在两座心港间邮递的/寄给明天的一枚美好/又被我们——创造”
   亲爱的缪斯,我把发黄的情书翻出来了,再一次献给你。爱情也许会老去,但永远不会过时。你还能认出我吗?认出那个陷入对你的狂热的单相思的少年……幸好,在我19岁那年,你给了我第一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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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们等到新世纪，才真正明白八十年代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那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纯文学的时代，在今日文人怀旧色彩浓郁的追述中已形同黄金时代。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民间诗歌运动风行全国，诗人辈出（不管大诗人、小诗人、真诗人、伪诗人），而且诗人的社会地位与优越感获得空前的膨胀，古老的中国仿佛在一夜之间降生了千万个精神贵族。

   如果跟现在的新青年们描绘当时的种种盛况，他们会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更不可思议兄长一辈的青春期居然是在对文学的近乎宗教的激情中度过的。于是，我们收拾旧日的影集、手稿乃至记忆时难免感叹：这个黄金时代如此迅疾地跟我们擦肩而过了。从此，精神与物质的位置发生了调换。文学就像一位被废黜的帝王，满脸愧色地走下了神坛。
　　举几个实例恐怕会比空洞的议论更有说服力。至少，能使我们对那个时代片断的记忆完好地保存。前几天见到自八十年代一别即销声匿迹的一位南京诗人，他大贬了一通九十年代的拜金主义之后，忽然若有所思地问我：“你还记得南京的诗人角吗——大家在鸡鸣寺晒太阳的情景？”我脑海中顿时点起一盏探照灯，笼罩住往日的场景。

   诗人角是八十年代后期在南京鸡鸣寺举行的周期性的民间诗歌交流活动（或称诗会），每逢星期天下午，诗人们会倾城出动，云集在这块有塔的空地上，把各自的诗稿贴在几根临时牵起的晾衣绳上，供互相切磋，所以又被诙谐地称为“晒太阳”。不知究竟指诗人们需要阳光呢，还是他们那寂寞的手稿需要阳光？当时又有“地下诗人”的说法，诗人角给众多隐居山林的“武林高手”提供了抛头露面、呼朋引伴的机会，这既是一次灵魂的放牧（或放风），更是个体的艺术修炼走向公开化的台阶。准确地讲，“晒太阳”又有曝光的意思。
　　那段时间我在武汉读大学。但南京是我的故乡，我在这座城市有小小的诗名。金陵职大的步三秋给我寄了一封“鸡毛信”，大意是南京已涌现几十个诗歌流派（或文学社团），定期举办诗人角活动，在全市人民心目中获得广泛影响。又说：“你暑假还乡时一定要来看看！另外，请你加入我和黄烈、马路等人的边缘诗社，因为我等都是学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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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数月后在南京码头下船，据说诗人角已火得不得了，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一大文化景观。步三秋拉着风尘仆仆的我直奔鸡鸣寺，赶赴本周末的诗会。鸡鸣寺座落在山上，但诗人角并非真在寺庙里举行，而是借了山脚下那块草坪的光，草坪中心有一座汪伪政府时期建的水泥塔，周围足够一个野战营搞阅兵式的。我在百米外的公共汽车站就听见小喇叭的声音，走近一瞧，果见草坪一角有个长发披肩的汉子正用苏北口音朗诵，面前有十几位中老年听众席地而坐（也有自带小板凳的）。

    更多年轻的诗人们则围绕塔转着（按顺时针方向），仰着脖子读贴在墙壁上或晾衣绳上的诗稿。读累了则三三两两聚作一堆，为神圣的艺术观点交谈着抑或争论着，我发现有的人已经面红耳赤，而有的人已急得快掉眼泪了。旁边有几位形象酷似工宣队的男女青年，摆开一张不知从哪里搬来的旧课桌，上面堆满各社团自费印行的诗集和内部资料，按工本价销售。估计他们是组织者，因为当步三秋把我介绍给其中一人时，此君颇有领导风范地紧握我的手（差点再来个同志式的拥抱）：“欢迎。欢迎！”继而又颇为关心地问我湖北诗坛状况如何。

    当我告诉他四川诗人廖亦武、李亚伟、杨黎等已顺流而下、访问武汉（开愚还在武大举办讲座），他屈指算道：“他们不超过半个月就会到南京来的。毕竟都是长江沿线嘛。”他胜券在握的神态仿佛预兆着一个大会师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又转而将我介绍给在水泥塔另一侧的一位大胡子：“这是南京诗人赵刚。你们好好聊聊。”
　　在这喧嚣的场面里赵刚则充满了闲适的魏晋风度（难怪他后来转写小说了，且以小说名世）。他用不急不慢的语气跟我商讨了一下诗歌究竟写给谁看的问题。他在提这个问题前显然已经有答案了：诗歌是写给自己看的。在诗人角看看别人的诗歌，对于他顶多属于业余的娱乐。由于久不在南京，故乡的诗人们已使我有陌生感，那些张贴的手稿来自风格迥异的心灵世界，有些诗人起的笔名甚至比其作品更为魔幻与玄妙，仿佛给自己起名字最能竞赛大家的智力。
　　南京的文学社团中具有王者风范的，是韩东、小海等人的“他们”文学社。诗人角最受欢迎的交流资料，要算那套黑白木刻封面的《他们》。我特意留心查找了一番悬挂的诗传单，没发现韩东的手迹。八十年代之后，作为第三代诗潮领袖之一的韩东，又以小说再次获得公众关注。我一直想找机会问问他：不知当时，他参加过诗人角的活动没有？
　　诗人角有一种露天的沙龙气息。虽然没有穿着晚礼服给各位斟酒的贵妇人，但也不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女青年。更重要的是她们眼神中流露出对诗人的崇拜与好奇，无异给在场的男性打了一针兴奋剂，不管他是在朗诵（喊破嗓子也要继续下去），还是在辩论（伤透了感情也不能停止）。在那个时代，诗人的身份确实容易获得美女的青睐。她们不仅热爱诗人，也热衷于做一位女诗人（锦上添花的事情）。

    那时还未盛行印制名片，初次相识的诗人们大多掏出圆珠笔与通讯录互留地址。我看见诗人们分成不同的阵营，围着最符合自己审美观的那一位文学女青年，默默地排着队等待签名，因为每个人的表情都充满希望，因而井然有序。反倒是文学女青年们有点受宠若惊：事情怎么颠倒了，自己崇拜的对象反倒崇拜起自己来了？那洋溢着隐秘的幸福感的场景使我既振奋，又担心：诗人角如此发展下去，是否会演变成婚姻介绍所了？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仅仅一、两年之后，这个社会上女性的价值观念便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一向崇拜普希金与徐志摩的美女们，纷纷追随潮流“傍大款”去了。诗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容易失恋（被英儿抛弃的顾城就是一个例子）。于是，有人戏说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区别：男诗人们越来越瘦，女诗人们越来越丑……大浪淘沙。浪淘尽无数英雄美人。
　　多年之后，我又回乡探亲：当年的同仁们，大多已改行了，有些索性做起了经理，依然是时代的弄潮儿。可以理解，他们毕竟都到了当父亲的年龄。而文学永远是儿子们的事业，可惜下一代青年已不甘做文学的儿子，地质构造有断代的危险。我坐车路过鸡鸣寺，发现昔日群英聚会的诗人角，已改造成廉价拍卖旧货的跳蚤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