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物壮则老”。万事万物有兴就有衰，有起就有落，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凡是有孔雀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票号商就是是以这种独步天下，不辞艰辛，影响中国金融业达一个世纪之久。

一、山西票号成就

1、榆次常家—对俄贸易第一世家

在徐珂的《清稗类钞》中，称山西榆次常家“有资产百数十万两”，  

2、大盛魁——巨型“跨国公司”    

   大盛魁专营对蒙、对俄贸易的“跨国公司”，商号极盛时有员工数千人，其资产据说可用50 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道路。亚洲股份制企业的鼻祖。也最早采用了最先进的现代企业激励制度——管理层持股。

3、日升昌——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日升昌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被今人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获得“汇通天下”美誉。

4、 合盛元——海外设庄第一家

二、山西票号兴衰史

山西票号产生于19 世纪道光初年。从历史上看，山西票号的产生从组织上源于账局;而从经营方式上看,则是在继承账局业务基础上融合了会票制度。

在鸦片战争前,票号的经营者几乎全是山西商人。其中，1816 年，全国14 家票号全部为山西商人所开；1883 年全国票号30 家，有27 家为山西商人所开;1893 年，全国共28 家票号，有25 家为山西商人所开；到1911 年,全国尚存26 家，有24 家为山西商人所开。从道光年间日升昌雄起到鸦片战争前山西票号已有6 家。及至清末，票号已增长到33家, 在国内85 个城市和国外数个城市设分号达400 余处, 南至两广云贵, 北至伊犁新疆, 凡各通商大埠, 无不有票号之招牌。一度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

山西票号亲历了三次经济危机、六次国内战争、四次外强入侵，山西票号在钱庄、银号、账局等初级金融形态中脱颖而出，又在外国洋行和新式银行的挤压下衰亡。

辛壬之乱后，票号元气殆尽，这期间曾试图改革，也曾求助过北洋政府，但终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起死回生。票号在1911 尚存27家，到1914 年仅剩11家，1921 年剩6家，1940年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三、山西票号兴衰的启示：

（一）山西票号兴盛的启示

1. 传统法律文化

票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带有公司法和金融法性质的内部和外部管理制度,对今天的金融业很有启发。票号的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兼具有今日的合伙及公司的特点,而其管理规章又带有金融法规的特色。票号的外部经营制度存放款、汇兑、贴现业务为后来银行提供了经验。

2.金融协调

山西票号生逢其时，协调发展。山西票号产生于清道光年间，其金融创新灵活多样、及时有效，就连今天站在金融创新前沿的欧美银行家也叹为观止，其中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处理了惯例与创新的金融协调关系。

山西票号在战乱中总是提早准备、尽量收缩，力争把损失降到最小，但对存户的提款则尽力满足，甚至主动退还存款，正因为这种难能可贵的诚信，往往使山西票号在战后能赢得更多的客户，迅速恢复元气；对于一些投机性的金融活动，山西票号很少参加，预感到风险的苗头后又及早抽身，以求自保，所以才没有像钱庄一样在历次金融风潮中溃不成军。

3、儒家文化角度

山西票号在发展阶段笃信儒家“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的信条, 经营理念上形成“重义轻利、贵理贱利”的主导思想, 相信“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从中可以体味到明清时期“重商主义”观念与儒家内涵的交融, 功利行为隐含传统道德的约束, 严格遵从社会道德, 来赢得社会信用。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 除虚伪； 节情欲， 敦品行； 贵忠诚， 鄙利己； 奉博爱， 薄嫉恨； 喜辛苦， 戒奢华。票号的用人原则也很好体现了儒家文化：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 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山西票号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托, 内凭有度的经营、规范的机构、诚信的社会形象, 外靠清政府及官员赐予的特权迅速而达到鼎盛。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所借鉴的。

（二）山西票号衰亡的启示：

1、 传统法律文化

首先,山西票号一般均采用无限责任制,这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行无限责任制，就意味着资本家以其全部的家产做为票号债务的担保。第二，山西票号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第三，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而且资本量小，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由于单个的票号资本小,业务量小,在采用无限责任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营危险。另外，它与封建官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其受政局影响也很大。这一切就成为山西票号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2、金融协调

时代变迁、依托渐失，即使又遭战争重创，山西票号也是非常善于协调的，但协调又分短期内的协调与长期内的协调。在那个畸形的社会，票号为了生存，暂时实现了短期内的协调，但从长期看，它没有把握住社会前进的步伐，最终因时代的变迁而使自己走上了末路。

环境改变，制度优势变劣势。山西票号衰亡原因在于环境改变制度失效。如以诚信为基础的用人制度、信用放款制度，其前提都是在社会安定，信息成本低、监督成本低、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都很强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但社会动荡、战乱不止，使以往的低成本变为高成本、强机制变为弱机制，因此，屡屡出现战乱中员工携款而逃、放款回收无望的局面。因此制度与制度环境的不协调给票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3、基于市场营销的视角

固步自封、错失良机，只注意眼前利益，忽视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没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时将经营产品从异地汇兑转向存放款，变业已落后的票号机制为先进的银行体制。票号因循守旧，长期与官府打交道，沾染上了浓厚的衙门作风。票号作为“生产单位”，必须紧贴市场一线才能感受到顾客需求的细微的变化。加上票号长期汇兑官款的关系，与官场打交道多，它使得票号本应该很敏感的市场神经变得迟钝起来，自然难能顺应市场的要求作出正确的决策最终走向了覆灭。

四、结语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正处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的关键时刻，各经济主体只有吸取票号转轨失败的教训，谦虚向下，永远面向市场，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