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孩小雨和美国同学一起在伯克利镇的市政广场上表演街舞
学校没有教科书，不用穿校服，见到老师不用问好，回答问题不用起立，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上课的主要任务是看小说，还能得到校长的当众夸奖……
对11岁戴眼镜、小圆脸的高个女孩Poncho（小雨）和12岁的男孩牛牛来说，六一儿童节的“短暂解放日”比起这些在美国学校享受到的自由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回到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小雨仍喜欢自称英文名“Poncho”。
随做访问学者的父母到美国学习一两年后回来，中国，对于他俩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除了变胖变高，精神世界更变得截然不同。至今他俩仍以一个孩子的内心触角对“那个鼓励自信心和想象力的国家”充满好感。
而两个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态度则截然相反，牛牛的父亲已下定决心，将来还要送儿子再去美国，而Poncho的妈妈于爱群现在忧心的是，这一年美国经历给女儿的影响，会让她对中国感到陌生，乃至发生碰撞，会撞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不投诉老师？
“我们班的老师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
妈妈敏感地觉得，从美国回来的Poncho似乎害上了一系列让人头疼的“留美后遗症”。
这学期，Poncho最喜欢的课文是方志敏那篇长盛不衰的《可爱的中国》，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
她说，自己纯粹是被这篇散文中的激烈情绪吸引，认为这篇文章能贴切地反映了她所在学校的现状，“缺乏爱心，愚昧无知，肮脏”。
“学校哪有那么烂！”Poncho的母亲于爱群乐了，“她呆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
事实上，不到一年前，对教育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恰是于爱群自己。
彼时，这位央视《探索发现》节目的女编导，给北师大版小学5年级语文教科书中的5篇课文中的硬伤予以猛烈批判。她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媒体上，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
于爱群在美国做了这项工作。2008——2009年8月，她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带着Poncho。为了不让女儿回国后落下功课，她特意带上了女儿的教科书，准备自己给她补一补。这时才发现“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我妈总是挑刺儿，非要跟别人不一样。”彼时，Poncho的态度是一撇嘴。“你这孩子！我是在给你权利，你怎么不支持我？”于爱群十分郁闷。
一年后的今天，从美国回来的Poncho来了180度大转变：“我妈挑出来那些错，真有道理！”
“留美后遗症”的典型表现是Poncho对待老师的态度发生了大变。之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她现在学会了给老师挑刺。
“我们班的老师只在乎数学成绩，什么都要瞎管。像足球赛、运动会，都是一些不当班干部的同学组织的，她还横加干涉，最后非要我们都穿校服，难看死了。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正校长挺和蔼的，但有一个副校长肯定是跟老师一伙的。去投诉老师，老师就会找他撑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背后骂老师。”
Poncho这样说的底气来自于实践。她在美国伯克利小镇的华盛顿小学上五年级时，班里有个总爱朝孩子们吼的白人老师，最后被家长们联合签名向当地的教育局投诉，给赶走了。
写作文时，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Poncho写了自己的表哥，带上了他的“一些烂事儿”，理所当然地被打回来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老师说。
这与她在美国时所受的写作教育截然不同。美国老师讲授历史，留了一篇作文：你认为哥伦布是好人还是坏人？请写出理由。
Pomcho写的是“坏人”。理由是：他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还把美洲“搞得乱七八糟”。老师给她打了一个A。
全班28个同学只有两个认为哥伦布是好人，其中一个来自西班牙。他的理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老师同样也打了一个A。
从美国回来，Poncho的兴趣迅速从运动转向网络。也难怪，在美国住的可以开派对的大院子没有了，操场过于拥挤——几乎同样大的操场，在美国给二三百个孩子用，在中国则挤着近2000人。中国的同学们只好上网玩摩尔庄园。为了有共同话题，她也只好参与其中，并迅速上了瘾。
回国后上一节英语课，Poncho回答了一个问题。老师大概认为她回答得很好，稍后又问她：你愿意再回答一个问题吗？Poncho很干脆地回答：不愿意！老师只好叫下一个孩子，不料那孩子受了感染，也回答：不愿意！全班哄笑。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有各种奇思怪想的活动。
“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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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