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媒用稿）

前两天去看陈明昊演的《斯德哥尔摩冒险家》，话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不过那个真实事件在整部话剧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重要。比如本出剧目女主人公“小拉”在囚禁自己的小房子里从始至终没有一句词儿！话剧的重点在于事件之后，虚构的一场对被解救女孩儿的访谈，其间“正常”的人物渐渐显出了他们的病态，而“不正常”的人显得更加的不正常，看不出谁还需要被治疗。于是，小拉、绑匪、英雄，都还可以是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角色。如果你被斯德哥尔摩了，那也有人被你斯德哥尔摩了；如果你得到了，那必然有人失去了，于是谁是人质、谁是绑架者成了一个问题、如何强加公共逻辑诱导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也成了一个问题。反正是这么一回事儿——自己并不比他人更像自己。

 

比如陈明昊就不一定很像自己。因为如果是自己那就应该有变化，根据情境而定。而他的很多角色都其实有点儿像《两只狗的生活意见》里面的来福。。。舞台上特别豁得出去——口水四溅，吃餐巾纸，穿大号的BRA和丁字裤。。。最后就是对他的印象大于对整部戏的印象。挺暴力的。惯性大于对角色本身的理解。

 

差不多几年前青戏节的时候看过李建军的《牺牲》，觉得特别形式主义。记得当时舞台上还敲碎了几根灯管。。。觉得这导演有点儿暴力倾向，而且形式主义玩儿的极简，挺好。所以对比这部话剧，倒感觉李建军的暴力倾向和极简的形式主义挺适合肢解这个题材，因为可以满足观众的斯德哥尔摩情节，而且舞台上也确实这么做了，比如很多人抱怨话剧没有看懂，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人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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