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子，广东省又在提“文化强省”的事儿。开出最高达10000元的奖金，征询建设文化强省的金玉良言。广东是一个经济强省，这一点毋庸置疑，一切尽在数字中；广东是不是一个文化强省呢？恐怕连官员心里都没底。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喋喋不休，一年复一年很不自信地把这个话题拿出来翻炒——由此可见，世界上有些事情也并不是有钱就“大晒”。

前几天我曾经与一位在校大学生聊天，我告诉他，中国的许多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其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大多数时候用常识去应对就好了。这个解决之道同样适合文化的问题。广东要建文化强省，不必搞什么太高级的东西，只需回归常识即可。比如说，如果我们事先就规定了，这个题材是禁区，不能写，那个题材也是禁区，不能写；于是乎，大家创作之路千条万条，但写来写去就碰了头，发现写的其实都是一个人。此君姓贾，名大空。如你所知，这样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文化强省之路。

2005年前后我在广州邂逅过一位打工作家。他在漫长的打工生涯里，有过多次的被收容经历。当他几乎是含着血泪写出这些经历后，竟然找不到一家可以发表的报刊。一位相熟的编辑告诉他，文章写得很好，但生不逢时。为什么呢？因为刚好发生了孙志刚事件，这个题材过于敏感。稿子可以暂时留下，等过了那段敏感时期再发表——这一等就是两三年。好了，现在可以发表了吧？也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现在已经不够敏感了。

我发觉一提文化产业，大家都会兴致勃勃地以美国为例。一部《阿凡达》，全球票房早已超过22亿美元——咱得卖多少鞋子和衬衫才能挣到这么大一张钱啊？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不差钱，人才也很济济，但还真就拍不出《阿凡达》。首先这部电影政治上就相当不正确，通不过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电影里面以大量篇幅影射政府的依法拆迁工作，用心何其恶毒？不通过。电影里面有军队，可是没有提到党委的正确领导，不符合党指挥枪的思想，不通过。影片充满暴力和色情因素，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发育……可想而知，把《阿凡达》拿给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大叔大妈们审核，就算最后通过，也会被删改成《阿凡提》。

看美国太远，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初的北京。当时的北京，几乎云集了中国所有一流的文化大师：鲁迅、陈独秀、胡适、沈从文、蔡元培、郁达夫、瞿秋白、周作人、郑振铎、矛盾……这一长串的名字都曾经在北京求学、工作或者生活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那时候北京实行了暂住证（收容）制度的话，可能中国的文化史要重新写了。为什么北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不是因为它经济有多发达（比不过上海，也比不过广州），也不是因为北洋政府有多强势——事实上，北洋政府治下，中国基本上就是一盘散沙。仅仅是这儿有着当时中国最宽容的文化创作环境、最自由的学术研讨氛围。举三个例子。一、21岁的湘西青年沈从文，来到北京读大学，未果；他在无奈之中操练起了小说。就这样一个初入行的业余作者，凭借稿费也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这种事情，换在当代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可想象的。二、1925年初，“女师大风波”爆发。当时兼任女师大教师的鲁迅等人坚决站在女师大学生这一边，惹恼了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后者呈请段祺瑞后将鲁迅免职（教育部佥事职位）。鲁迅不服，自草拟起诉书，到平政院控告章士钊。1926年3月23日，平政院发出裁决书，宣布鲁迅胜诉。三、胡适与蔡元培曾经围绕《红楼梦》发生过数次学术争议，但即使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校长蔡元培仍然愿意帮助胡适借阅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资料，以利胡适研究的深入。另外，蔡元培对胡适是有知遇之恩的，但胡适并不会因为感恩，从而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

平心而论，广东的文化创作环境算是比较宽松的。我在广东工作生活的时候，不时在时事评论里异常尖锐地批评当地政府。当然，由于人微言轻，那些声音也未必能入得有司耳中；至少，我不会担心跨省追捕之类的事情会落到我头上，对此我有足够把握。今年我回到了重庆，从此就绝不写重庆题材的时事评论文章了。违心之论，不屑于写；肺腑之言，不敢写。如此而已。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其实广东在文化创作环境方面做得比较好了；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

广东确实没啥在全国、在全世界当当响的大师，而且官方这些年一直说要引进什么大师——没有才引进嘛。怎么办呢？显然，“大师，你就从了老衲吧。”这样的苦苦哀求是吸引不了大师的。有这功夫还不如做点踏踏实实的基础工作。例如，想办法使得创作环境的禁区更少一些，优秀作品的稿酬更高一些，对原创者的保护力度更大一点，我想，假以时日，精品会有的，大师也会有的。很简单是吧？没错，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