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 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法规，叫《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些法学专家学者称其为一部“恶法”，既违反宪法，又违反民法通则、物权法。这么一部法规的出台，本质上是地方利益主导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主要保护了作为拆迁主体的城市政府的利益，而不是作为被拆迁人的普通居民和法人的利益。

据介绍，有关部门在起草、制定《物权法》的同时，即已考虑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物权法早已于2007年10月1日施行，虽然在北大5位教授等的推动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也于今年1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但实施的日期却仍是未知。

法学专家说，反对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最大阻力，来自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正式实施的最大阻力，也来自地方政府。虽然《条例》只做了温和的修改，但地方政府会感觉受到了掣肘，不能像河北广平县那么爽：该县今年3月用10天时间完成了33万多平方米的拆迁任务，很多居民房屋没签拆迁协议就被铲平。

聪明如你，已经看出，我并不是想要讨论房屋拆迁问题。开头铺垫这几大段文字，其实是想引入这一设问：正在进行之中的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会不会由于城市政府的消极、延宕，陷入半途而废甚至空调的境地？这种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可能出现“二次探底”的看法，我在上期专栏文章已表示了坚决反对。这种讨论工作理应由智囊经济学家去做，我担心的只是，它会成为某些地方或部门放松房地产调控的口实。

如你所知，房地产调控对城市政府的最大影响，是减少了其土地收益。但这里面有一点要澄清：土地收益的减少，未尝不是城市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竞标者寡，土地卖不出好价钱，它们就大幅放缓土地出让步伐。而成熟经济体调控楼市的做法恰恰是，大量增加土地的投放量。我们许多城市政府心里想的是，房价可以调控，但土地价格不能调控。

目前现实的问题是，土地收益已经并继续在减少。以前我也说过，中央政府部门未尝没有替城市政府想过如何弥补。譬如，严格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和清算，是可以增进地方税收的。如果对住宅开征房产税，又增加了一块税源。但是，征收这些税收，实在麻烦和繁琐，哪里比得上一记拍卖锤敲下，一幅土地就带来几十亿元的直接收入。

土地收益迅速萎缩，限制了城市政府干大事的手脚。虽然2010年各地保障房建设规模前所未有，但相当多的地方并不视之为“干大事”。建设城市新区，修建大广场、大马路、大桥（立交桥），引进知名企业，这些才是关系政绩好坏的大事。这些大事，需要大资金。而卖地，是又快又多的最佳途径。

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发展房地产，城市建设、城市形象、城市面貌能很快见效应。可以负责任地说，近10年来，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很多城市，地产商虽然交了教育附加费，但还得出钱建幼儿园和中小学校；有些城市，地产商交了基础设施配套费，也还是垫钱无偿修建市政路。

干大事的多少和城市形象工程等政绩，直接关系到城市父母官的升迁。这才是关键。倘若你非得将上面这句话置换为：发展房地产，直接关系到城市父母官的升迁，我表示沉默。

从以上逻辑出发，如果某些城市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房地产调控由严厉转化为绵软，并非不可理喻。但作为调控发起者和监督者的中央政府部门，必须继续保持强势姿态。第一，包括二套房、三套房在内的信贷调控，必须严格执行到位，绝不可有丝毫松懈，并进一步加强开发贷款的限制。第二，对未完成2010年住宅用地出让计划的城市，2011年缩减其用地指标，绝不姑息。第三，对2010年房价同比上涨前10名的城市，点名批评，并责令签订限期调控保证状。

顺便提个建议，城市父母官升迁，能否改变只重GDP，只看城市面貌、形象工程的做法，而更多重视民生改善、产业结构调整、能耗比率？

至于“调控到底”的字样，其实是种夸张的说法，至少我不知道“底”在哪里，现实一点，先将本轮调控坚持一年再说。

    （文章见6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戈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