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包取酬”被批与道德的神圣化
廖德凯

    日前，在南京传出专门有一批靠着捡钱包和失主联系换取报酬的“职业拾荒者”存在，而无论是失主，还是一些法律工作者，都对这种“歪风邪气”进行谴责。而某律师甚至搬出法律，提醒失主可以寻求警察“帮助”，新闻报道则为律师的提醒取了个小标题：“执意要钱构成犯罪”。（6月16日《扬子晚报》）
    这个消息所蕴含的批判意识不言而喻，但对“卫道者”所维护的道德而言却相当危险。其实，无论从法律的范畴还是道德的维护来说，“还包取酬”都不应当是一个被批判的行为。此类行为被批判，其实反映了社会对当前道德滑坡焦躁的心态：一方面无力止住道德的下滑之势，另一方面，却又竭力把道德神圣化，使“有道德”成为圣人般高不可攀的追求。相当纠结啊！
    自然，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乃拾金不昧，但此“不昧”者，其意在于不贪图所拾之金，而不是不受酬劳。事实上，从儒家传统观念来讲，做好事是应该受酬的，因为这样有利于在社会上倡导做好事。做了好事是一件好事，而能受酬劳又是另一件好事，可谓“好事成双”了。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人而受人一牛之谢，孔子很高兴：“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而另一个弟子子贡救奴回国而不受金于府（鲁国制度，赎人可在政府领赎金），孔子责备子贡：“鲁国不复赎人矣。”由是观之，从道德层面来说，做了好事而受酬劳，自古便是符合道德法则的行为。
    而在法律层面，固然有拾金而昧应被追责的法律规定，比如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刑法中的“侵占罪”，但这些均属于对“昧金”者的制约性规定，而不适用于“拾金取酬”。相反的规定是，法律保护当事人因做好事而应当得到的合理酬劳。民法中的“无因管理之债”，便对捡拾钱包归还而索合理酬劳的行为作出了合法性保障规定。
    其实，当下的道德下滑趋势，除了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及各种利益诉求的冲击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道德家”们厘不清道德所追求的目的，把道德看得一尘不染，与世俗隔绝。而道德的世俗性和目的性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道德是公益性质的，这毫无疑问，但道德的实施者都是个人的，其影响到的也是个体。在这种情形之下，道德虽然属于“最高要求的法律”，但依然应当既能让人“心向往之”，同时，又能为绝大多数人“力所能及”。
    因此，让道德回归世俗，不要过于神圣化，让人们能在道德的遵守中衡量对于自己的价值（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经济的），才是道德为绝大多数人遵守的基础。当道德成为只有圣人才能遵守的规范时，道德也就不是道德了，而是成为了圣人培训班的教材，岂可期望其成为大众的行为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