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水利枢纽的建设浓缩了地区之间、地区与中央、生态与经济三方的博弈。

 

 

都昌人是“水上人”。这个地处江西北部、 紧挨鄱阳湖中心湖区的县城，沿湖居民大多自备舟船，相当于北方家庭以前的板车，出门置办货物颇为方便。

但2009年春节前后，世代守在湖边的12万都昌人遭遇了停水危机。由于鄱阳湖枯水，县自来水厂只能在地势更低的地方以二级泵站抽水，导致供水不足。当地以沙土为主，如果抽取地下水，则可能会导致严重地盘塌陷。这个冬季，约有4万居民陷入吃水困境。

实际上，鄱阳湖边的水危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围绕这个“枯水警戒线”“要不要在鄱阳湖建造水利枢纽”的争议和论证，已历十年之久。

5月28日，南昌阴雨。江西饭店三楼会议室汇集近百人，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组初步成果汇报座谈会在此举行。江西省副省长陈达恒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凌成兴带队省发改委、水利厅、农业厅等 12 个部门听取汇报。会议室另一侧坐着由李文华、刘兴土、韩其为三位院士带领的课题组研究成员。

生态课题组再次做出了“鄱阳湖维持现状最好”的陈述。这使江西方面难以释然。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看样子，（在鄱阳湖建水利工程）还得三五年才能定下来。但省政府等不及了。”

 

两个方案，十年论证

鄱阳湖建坝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及：在鄱阳湖建造“范堤”和“闸船坞”，以便抬高水位，打通赣粤运河。其后陆续有建坝的言论，但鄱阳湖终得以清闲地度过20世纪。

进入新世纪，旧话重提，主要是为了解决鄱阳湖旱涝两季湖面面积过于悬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鄱阳湖的图景多被描述为：洪水季节，湖面辽阔，一望无际；枯水季节，水束如带，沙洲星罗棋布。

自 2003 年以来，这一反差更为明显，鄱阳湖枯水期水位连创新低，低水位持续时间长，对湖区社会经济、湿地生态系统和湖泊水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湖区居民生活用水也成了问题。

2001年，江西省水利厅最早提出了鄱阳湖建高坝方案——计划建造一个可供发电的、蓄水高程为 16 米以上的大坝将湖水彻底阻截。该方案被诟病的是，鄱阳湖和长江将被隔开，这完全改变了其作为通江湖泊的生态系统性质，尤其是不让长江水倒灌进入鄱阳湖、御洪水于江西之外，这触动了国家利益——本来，鄱阳湖是疏导长江洪水的重要天然水库。建高坝的事因此没有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

 “控湖工程”也遭到时任江西省副省长、 现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振鹏的坚决反对，他为此还写了一封5000字的建议书。

2008年“两会”期间，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交了一个新方案。新方案不再提“控湖工程”，而改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其最重要的亮点是“控枯不控洪，动态调控”，即洪水期使江湖联通，枯水期适当下闸留水。

对这一方案，兼有官员与学者身份（毕业于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博士）的胡振鹏表示赞同。

此方案也得到了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江委，其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防洪）的认同。江西省水利厅认为此次较有把握，该方案获得水利部通过即可，因此之前召开的两次项目论证会主要邀请的都是水利口专家；工程设计则委托了长江委所属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岂料，疾风骤雨自2009年起，30位学者联名上书温总理陈述鄱阳湖水利工程之祸。温家宝将此书转批江西。

胡振鹏表示，我看了所书内容，其中有很多明显错误，这些学者对鄱阳湖知之甚少，没有深入研究。

但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孙鸿烈院士得知此事，委请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执笔，与 15 位院士联名再次上书温总理，再次建议对鄱阳湖水利工程进行论证。参与联名的这些院士都是著名的生态学专家，其中部分院士还是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学术委员会委员，对江西生态了解颇多。国务院批示，中国科学院参与论证。

2009年10月初，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局主持，在北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辩论会。一方是胡振鹏带领的“江西队”，另一方是以15位院士为首的“生态队”；一些其他领域的专家也闻声而来。

双方相持不下。控方（院士方）的结论是：对该工程实施后的影响，江西方凭直觉预测多，科学研究成分甚少；而辩方（江西方）认为：学者们反对的理由也是主观担心为主，提出的实实在在的科技问题不多。

胡振鹏带队回江西向苏荣汇报，苏荣当即决定，既然这样就立项研究。六大科研课题由此产生，分别由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担当，研究内容包括了环境、生态、工程等多个领域。

有知情人士指出，在鄱阳湖水利工程推进的前后近十年中，江西方面大约已经支出近3000万元。

 

争论生态影响

5月是鄱阳湖休渔期，烟波浩渺，采砂船于湖上频繁往来。

鄱阳湖的水位，受上游五大河来水、下游倒灌的长江洪水双重影响。4月－6月五河洪水入湖，鄱阳湖水位上涨；长江的汛期是 7 月－9月，该时段鄱阳湖受长江洪水顶托或倒灌影响，维持高水位；10月以后稳定退水。鄱阳湖区各水文监测站年最高水位发生在 6 月－7月，枯水期一般在10月至来年3月。

江西鄱阳湖水文局设在星子县。根据江西省水利厅公布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方案，未来的坝址位于鄱阳湖入江水道，上距星子县城约12公里，下至长江汇合口约27公里。坝址左岸为长岭山，山顶高程为129米；右岸为屏峰山，山顶高程为149.2米；两山之间湖面宽约2.8公里。

在5 月 28 日六大课题初步成果座谈会中，有关泥沙淤积、长江倒灌、水质影响三个课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太大问题，双方争议较小。

矛盾点集中在课题组李文华、刘兴土、曹文宣三位院士领衔调研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湿地、候鸟的影响，以及鄱阳湖水生动物资源现状及水利枢纽对水生动物的影响这两个课题上。他们的研究结果令人不安：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会对湿地、候鸟及水生生物造成重要影响。

课题组的意见是，“洪水一片、枯水一线” 是鄱阳湖的自然地理特征，这种明显的洪、枯期湖泊水位变化，呈现出独特的水文节律，是千百年形成的复杂特征，保持鄱阳湖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纹节律，是保持鄱阳湖湿地生态特征与候鸟栖息的条件。

实际上，早在 2008 年，江西省林业厅就邀请了浙江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一行 11 人，就“鄱阳湖生态水利工程对湿地影响”进行了湿地考察和研讨，专家组的初步意见基本与此次课题组的意见相仿。

对此，作为江西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凌成兴不表认同。

课题组给出的妥协方案是，如果江西最终选择建闸，那么水位应控制在12米内为好，并且应扩大湿地保护区的面积。

 

江西方面坚持修建水利工程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鄱阳湖“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地理特征事实上已经在发生变化。2004年2月4日，鄱阳湖水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的7.11米，不仅导致湖泊面积急剧缩减，湿地生态也受到严重影响。

据介绍，针对江西方面把气候变化引起鄱阳湖水面下降作为建造水利枢纽的理由，课题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秀波认为，目前尚难判断这种变化的长期发展趋势。

15位院士和专家的建议是：“该方案一旦实施，整体上弊大于利。如该方案依据的是，近年来持续干旱及三峡试验性蓄水的影响并不足以说明鄱阳湖的长期变化规律，而湖水的年际‘枯’与‘丰’是由季风气候决定的自然变化，各有其必要的生态功能，洪枯交替可以为越冬鸟类提供食物和栖息地，非简单的人为调节可以替代。此外，该工程现有运行方案除汛期完全不控湖的四个月外，将导致半年以上的江湖阻隔，对长江中下游及河口地区生态系统、用水等方面的影响和不确定性将是复杂而深远的，并且还会对洞庭湖产生负面效应。”

 

几方利益一方愁

鄱阳湖流入长江干流的水量年均 1436 亿立方米，超过黄、淮、海三河的径流量之和，入江水质多年基本保证是三类水。江西人以此自豪：“站在岸边清晰可见，这边鄱阳湖水清，那边长江水偏浊。”

鄱阳湖建坝设想，最初由江西省水利厅提出时，仅从水利工程角度出发，想法很单纯：发电、蓄水、“调枯控洪”。2008年，苏荣“改坝为闸，调枯不调洪，专设鱼道”的新方案，运行方式调整为：汛期开闸门使江湖连通以接纳长江洪水；枯水期到来之前控制下泄流量，使湖泊维持在调控高水位运行。

胡振鹏表示，江西已经放弃建坝发电的思路，苏荣书记当着李克强副总理的面明确表态：不发电。

顾及到多方利益的新方案，在 2009年 9月得到水利部老部长钱正英院士的认可。2010年3月2日“两会”前夕，钱正英再次表态，中国水科院的分析论证材料证实，鄱阳湖建闸对长江水的调控是绝对有利的。胡振鹏认为，长江委也不反对建闸，苏荣已表示江西省请长江委来管理这个水利枢纽。

一些人质疑江西此举志在“跑马圈水”， 而江西留水于湖，还涉及下游江苏、上海、安徽的利益。江西政府也顾虑到了可能来自下游的反对意见。胡振鹏认为，一定要将鄱阳湖水利工程纳入长江流域整体水资源环境规划中，可以做到控水期间（枯水期），下泄流量比自然流量多，令他们无可担心。

国家水利部一位局长判断，鄱阳湖水利工程，对江西社会经济是90％的益处，而对整个长江流域，则可能是利弊各半。江西环境科学院鄱阳湖研究所所长刘志刚则分析，留住一湖清水对当地居民生活用水、耕地浇灌和航运等皆有好处。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预计造价 90 亿元，但是据一位中科院研究人员估计，很可能最终会超出这一预算，直逼200亿元。

 

鄱阳湖生态经济梦

李文华院士认为，江西为了保护生态投入资金，丧失了发展的机会成本，其创造的环境使下游地区受益，应该向国家申请生态补偿。

1998年长江洪水后，为了日后的防洪工作，江西实行“退田还湖”，滨湖区还湖面 1000 多平方公里。另外，为保护鄱阳湖水质而进行的“退耕还林”等项目，使江西森林覆盖率从 60.05％上升到 63％。

江西省政府一直在辖区内探索生态补偿机制。

2007年，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江西省政府补偿拨款1000万元，用以租赁保护区内三个湖泊20年的使用权。湖泊权属周边村民，这笔补偿费用使用条件是用于改善村内公共设施。保护区通过合理调节水位，限制捕捞，不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但这是江西省给自己辖区的补偿，而不是下游生态受益方给上游保护区的补偿。“环湖区的农民收入低于江西省平均水平，仅相当于后者的75％，并且该地区还是血吸虫疫区。”江西省环境科学院鄱阳湖研究所所长刘志刚表示，湖水控制在高水位，可限制钉螺的生长，对预防血吸虫病效果明显。而任由其自然发展，保护鄱阳湖的所谓“原生态”，当地却什么也得不到。

凌成兴也表示希望中央财政增加补偿；但另一方面，没有发展，仅靠补偿是不行的——事实上，去年江西省仅有928亿元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却达1520亿元，还有近600亿元的缺口。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江西省提出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下称《规划》）。按照《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范围包括38个县（市、区），总面积5.12万平方公里。

《规划》的通过使这 5.12 万平方公里土地日后的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一区域做了功能分区，即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和高效集约发展区，借此，希望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以达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平衡。

《规划》还将启动若干个项目，其中省林业厅承担了一项鄱阳湖湿地保护计划，包含湿地保护恢复、候鸟保护工程、以及扶植当地百姓发展生态经济，估计需要资金40多亿元。

但鄱阳湖周围发展生态经济所需要的这些资金的获取渠道，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