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事者曾在网上问：中国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

回答中有说是黑砖窑，有说是血汗工厂，有说是马路上，也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是在政府办公大楼里———原因我就不说了。哥，你懂的。但这些都错了。正确答案是：看守所。

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洛克写过一本书，《八百万死法》。题目有些吓人，其实是表达了对八百万纽约市民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我现在想，如果作家在写这部书之前，到中国各地的看守所走一趟，没准这八百万死法就凑齐了。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见诸报端的看守所死法就有：“躲猫猫死”、“睡觉死”、“冲凉死”、“发狂死”、“喝水死”、“激动死”、“洗脸死”、“呼吸死”、“床上摔下死”、“噩梦死”、“睡姿不对死”、“妊娠死”、“如厕死”、“骷髅死”、“针刺死”、“纸币开手铐鞋带自缢死”……对了，近来还出了一个“摔跤死”。这些千奇百怪，让人一提到就忍俊不禁的死法，有力地证明了，有时候中国人的想象力，并不输于外国人。

近日，一位公安部前监所管理局局长向《南方周末》记者道出了这些死法背后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在刑侦阶段的刑讯逼供。警察打了人，刚开始问题不大，关进去了，没有及时处理。一种是在看守所搞破案，急功近利，互相攀比，不惜动粗。另一种是将管理权交给在押人员“拐棍”。“拐棍”权力大得很，像杀人犯，手特别毒，将权力给他，就可能打死人。应该说，这种说法比较符合逻辑和事实。

病因找到了，那么，如何对此进行根治，防止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呢？

在“躲猫猫”事件发生之后，侦羁分离的呼声就越来越响，而且在学术界早已形成了基本共识。所谓“侦羁分离”，就是把看守所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管辖，让公安机关承担的“侦查”和“羁押”两项责任分离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改革之后，公安机关就只管侦查了，看守所呢，成为司法机关的一部分。以后警察要提审犯罪嫌疑人，就得去司法行政部门登记了。麻烦自然是麻烦（主要是针对警察而言），可在这样有一定制约的制度安排下，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更容易得到保障。

事实上，侦羁分离不但是一种国际惯例，我国在建国初期，也是实行的侦羁分离制度。监狱和看守所都由当时的司法部管辖。后来为了便于有效打击反革命，巩固新生政权，公安部才将监管场所全部纳入进来。1983年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时，曾提出要把劳教所从公安部门剥离出来，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但考虑到当时的“严打”需要，加之司法部刚刚重建，因而“暂缓移交”，仅把监狱移交至司法部门管理。这一暂缓就是27年。

因此，侦羁分离并不是什么制度创新，而是制度回归。可就是这样一个司法理念上不存在分歧、技术上不存在难题的改革，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2009年两会上，公安部对两名政协委员关于侦羁分离的提案做出答复，答复中明确否定了这一构想，“我们认为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体制符合中国国情，不宜改变。”

国际惯例，一下子被中国国情碰了个头破血流！谁在疼？

看守所回归司法部门遭遇激烈反对，其实在意料之中。当年监狱从公安系统剥离的时候，也遇到了强大的反对声浪。幸好改革者顶住了压力。反对者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之一，据悉是为了侦查审讯的方便。在很多人看来，效率与公正相比较，效率永远是第一位的，公正永远是第二位的；他们认为，没有打击刑事犯罪的高效率，何来社会公正的蓝天白云？殊不知，一旦执法部门开始以效率为借口抵制“不枉不纵”之时，一旦司法公正被置于办案效率的对立面之时，侦查办案机关就可能主动放弃对“稳准”的追求，一味向“狠”要效率，把每一个嫌疑人都事先“钦定”为罪犯，甚至不惜以刑讯逼供来成就破案率，以伪造证据来创造“铁案”。

看守所就像一只羔羊，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在野外迷了路。随着中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看守所这只迷途的羔羊，迟早要回到正常的监督和制约体系之中。至少，有了权力之间的相互监督，各种各样的看守所死法花样，肯定会少很多；而类似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一样的冤假错案，一定也会少很多吧！

6月18日《时代信报》

http://sdxbepaper.cqnews.net/sdxb/html/2010-06/18/content_11922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