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原国家卫生部部长、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高强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发表自己对政府预算公开相关问题的看法，认为与国外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支出并不太高，公务员工资偏低。他还称，在预算报告中讲清楚“三公”（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共机关大楼）支出，仍存在困难。（6月18日《成都晚报》）
这则新闻抓眼球的指数很高，在17当天的短短几个小时后，网络跟帖如潮。不知高副主任是否有点开网友评论的习惯，若有，不知看到网民一边倒的批评之声后作何感受。反正我看到这般“网意”后都感到脸上挂不住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原因固然较多，但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高副主任虽然得出了我国行政成本不高的结论，却未能拿出支撑这一结论的颇具说服力的数据。
一份公开资料显示，1995年，我国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中比重11%，到2006年已接近30%；而同年的日本仅2.38%、英国4.19%、韩国5.06%，印度为6.3%，美国为9%。投入到教育与医疗上占GDP的比例呢？中国是 3.8%，印度 19.7%，美国21.5%，日本23.3%。时下，我们只需稍加注意，关于“三公”浪费的报道比比皆是，但用在百姓身上的开支确一直不高。这可谓是办正事的开支不高，用于“三公”的费用却高得吓人。
另外，在官民数目之比上，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0，2006年的官民比却升至1：26。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好愿景，变成了一直停留在嘴巴里的一句空话。近一二十年来，公务员考试一直火爆，有些公务员岗位甚至出现近五千人争一职的场面。之所以如今的知识分子不再愿意到企业创新创业，之所以官员冗员，说到底，还是干部“能上不能下”、“务员饭碗的铁性一直未熔化”官本位意识恒久羁绊，是公权法制化监管之缺。
事实上，不管是专家还是百姓，无不对“三公”消费的难以公开感到忧心，这显然不是高强以一句“基础不具备”就能释怀的。啥叫基础不具备？难道公开官员“三公”消费不是进一步夯实公权监管的法制基础？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曾大声疾呼，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浪费惊人，单公车出行和公款招待就达6700亿；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称，我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1978年至2003年间，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增幅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则从50亿升至7000亿，增长87倍;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140倍多。
要扭转当前某些官员“乱花公款不眨眼”的局面，就须尽快从制度上扫清公开每笔财政金的收支障碍。那种每年一次的代表像赶集般“会审”财政预算报告的方式，已严重滞后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监督所需。理当改“会审”为 “常审”，做到“一款一审”，这样方能动态而及时地挤兑掉“预算水分”。 国家应从“网络评论”这个行政透明的民意晴雨表中读出危机意识，尽快找到行政透明的切入点，促使各地各部的“国账”变成玻璃柜。当然，身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位的高强，应该说在这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