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变化历程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世界人口的发展直接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生产力巨大进步，往往都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发展，这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总规律。 

　　（一）前工业时期世界人口的增长

　　原始社会中，客观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原始社会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维持在50%左右的高水平上。人口再生产处于高出生、高死亡和几近于停滞的增长状态。据考证分析，100万年前全球人口仅有1万-2万；距今10万年时，也只有2万-3万，千年人口增长率不足1%。直到新石器时代，由于原始农业的出现及普及，血缘婚姻制开始向对偶制过渡使世界人口第一次进入虽是极其缓慢，但毕竟是有意义的增长状态。公元前8000年，全球人口缓慢增长到750万；公元前4000年时达到8500万。公元前3000年，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类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人口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到1650年，世界人口达到5.6亿。

　　（二）工业化时期世界人口的增长

　　人类真正的大发展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18世纪在欧洲爆发的工业革命激起了第二次人口浪潮。这一次人口浪潮主要席卷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初至1950年的150年间，欧美等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了2.35倍，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人口只增长了1.31倍。18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4.6%，1900年已下降到65.3%。这一时期全球人口从1650年的5.6亿增加到1950年的25.2亿。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口的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人口出现席卷世界各国的第三次人口浪潮。除了发达国家作为补偿性增长的“婴儿激增”外，战后独立的国家人口剧增。1950～1988年世界人口就翻了一番。1800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1931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4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的时间越来越短，截止2002年底，全球人口已接近62亿。2005年底世界人口64.5863亿。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16日公布的报告称，到2007年以前，将有一半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中。而在世界各大城市的人口排名中，上海和北京分列第10位和第18位。

　　报告称，目前世界上63亿人口中有32亿居住在城市，这个数字到2030年估计会增加到50亿，占当时全球人口总数的61％。

　　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日本东京（3530万）、紧随其后的是墨西哥城（1920万）、美国纽约（1850万）、印度孟买（1830万）和巴西圣保罗（1830万）。其他15座大城市的排名依次为：新德里、加尔各答、布宜诺斯艾利斯、雅加达、上海、达卡、洛杉矶、卡拉奇、里约热内卢、大阪－神户、开罗、拉各斯、北京、马尼拉

　　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级城市”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1950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仅有纽约和东京两座，到了1975年上海和墨西哥也跻身这一行列，而目前世界上有20座人口逾千万的大城市。

　　二、世界人口思想

　　（一）古希腊人口思想

　　古希腊时代，随着生产力的缓慢提高，剩余产品出现，人口也缓慢增长到一定规模，人口与社会生产之间出现新的矛盾。此时，主张控制人口和实行稳定人口的早期“适度人口”思想便应运而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是希腊各城邦普遍经历危机的时期，战争此起彼伏，奴隶反抗日益加剧。他们从加强城邦防御和管理出发，提出了适度人口思想，认为人口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应当适度。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人口状态是城邦国家的人口潜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状态，理想的城邦国家有必要设计最令人满意的、适度的市民人数。柏拉图还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主张。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家应该把人口规模作为治理国家的第一手资料，评价政府好坏的标准是一个国家是否规定了人口发展的规模。人口应该稳定在适当规模，超过一定量就应当停止。应借助法律手段限制人口。亚里士多德强调人口质量，主张优生、优育、优教。

　　（二）早期宗教的人口思想

　　早期基督教著名的思想家奥古斯丁的人口思想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他认为上帝有权决定人类的生死。人口及一切世间事物的支配权归属上帝，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口是否不断增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已婚人口不能人为地进行避孕、任意中止妊娠或离婚，这些做法违背了上帝的意愿。

　　13世纪由于战争和瘟疫的流行，以及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对人口增长的需求。一些教会思想家开始把增加人口的现实要求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其代表人物是阿奎那和马丁·路德。阿奎那的代表作是《神学大全》。他反对亚里士多德的限制人口的思想，认为两性结合和生儿育女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因此人口不应维持在一个固定的规模。他一方面维护宗教的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另一方面又维持人类繁衍的权利，肯定世俗婚姻和生育行为，赞成人口的增殖。马丁·路德是16世纪初欧洲宗教改革领袖。他认为结婚是完全正当的，而天主教宣传的独身主义违背了这一正当权利，往往会引发罪恶。

　　（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人口思想

　　工业革命前后，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思想的活跃。意大利的乔．鲍大罗、法国的柯尔培尔、英国的托马斯．曼和斯图亚特是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由于国家建设和军备扩张必须通过征收国民税金和对外贸易来实现财富的积累，因此人口增长成为增加财富和强化军事力量的基础。重商主义强调人口增长是一种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增加国家财富的手段。

　　18世纪中叶以后，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认为，农业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最为重要。经济增长应以农业生产的增长为依据，只有农业发展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人口过度增长会引起生产资料不足，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但是，重农主义并非单纯的反对人口增加，而是强调扩大农业生产，如果农业生产不发展，人口就不可能增加。

　　亚当·斯密把人口增减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是18世纪人口思想的代表人物。1776年，他的《国富论》问世。他认为，人口增长既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又是经济进步的原因。人口增长与专业分工相互促进。人口增长最终会刺激劳动的专业分工和技术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和技术的发展会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收入的提高，进而扩大劳动基金。他认为，劳动分工的先决条件是资本积累和从事生产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即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通过分工而提高工资，工资提高则 增加了储蓄，即资本积累，因此经济不断发展。他认为，人口增长并非取决于社会的富裕程度，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发展，而人口却成倍增加，会导致经济的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四）马尔萨斯人口思想

　　两个前提：马尔萨斯认为，建立人口理论必须明确两个前提：一是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是两性间的性欲是必然的。人口增殖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两个级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前者要大于后者。因为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前者的速度大大超过后者，因而造成人口绝对过剩。他认为，一切生物的增殖都有不断超过它所需要的营养物的趋势，因此过剩和食物匮乏是必然的。

　　两种抑制：为避免或消除人口绝对过剩，马尔萨斯提出了“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的观点。他认为贫困、战争、瘟疫、灾害和罪恶等能够抑制人口的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保持平衡，即所谓的“积极抑制”。他还主张限制出生人数以控制人口增长，其手段包括晚婚、避孕、流产和节欲等，无力抚养子女的人应该晚婚或者不婚，即所谓的“道德抑制”。马尔萨斯认为贫困、罪恶、战争、瘟疫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的，而是由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这一永恒的“人口自然法则”产生的。他认为财产私有制有助于抑制人口增长，反对社会救济事业。

　　三个命题：一是人口增加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二是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始终不渝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有力的抑制；三是抑制人口增长的力量便现实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相平衡。这三个命题构成了马尔萨斯的人口波动原理。

　　（五）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内容非常丰富、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1)人口是社会的、历史的范畴，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性和关系的总体。(2)“两种生产”的原理。(3)经济对人口起决定性作用，人口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反作用。(4）人口的变动与发展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具有重大影响。(5)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6)“过剩人口”原理。(7)人口再生产过程受生产条件的制约，包括规模、质量和世代更替的速度。(8)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真正做到理性地、有计划地调节自身的生产。

　　（六）现代世界人口思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世界人口增长。1954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性非政府间人口科学讨论会，讨论有关人口理论和共同关心的人口问题。1965年，在联合国主持下，国际人口科学联盟、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贝尔格莱德联合召开了世界人口会议，以期增进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往。

　　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全球性政府间会议，对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问题以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提出人口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认为凡人口增长妨碍实现增进人民福利的目标的国家，应选择适当的人口政策；所有夫妇和个人都应自由地同时又是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并有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存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

　　1984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国际人口会议，再次重申《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原则和目标，并通过了进一步执行该计划的具体建议。l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确定今后20年人口与发展目标，广泛讨论了人口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提高妇女地位、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内容的生殖健康等问题，表明世界对人口与发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日益重视。

　　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先后制定了人口控制政策。制定旨在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的国家，从1976年占世界国家总数的25%增加到1993年的37.9%，其中，发展中国家已占53%。亚洲、拉美地区由于大力推行计生育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

　　三、中国人口变化历程

　　中国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据考古发现，早在250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块广袤美丽的土地上生存、繁衍。1965年，在我国云南元谋县上那乌村附近发现了元谋猿人左右上内侧齿化石各一个，经科学测定，距今有170万年。1973年冬再次发掘元谋人发现地点时，又发掘到三件石英的刮削器，这被认为是元谋人使用的工具，使用这种石器的时代，考古学称之为旧石器时代。后来在云南元谋竹棚又发现了“东方人”的化石，从而推断中国人类活动源于250万年前。此外， 还在湖北郧县发现了陨县人，距今约200万年。 在我国其他地方，发现了许多比元谋猿人稍晚的古人类化石和遗址。如陕西省蓝田的蓝田猿人，距今约80万年；安徽省和县的和县人，距今约70万年；北京市房山区的周口店人，距今约70万年；辽宁省金牛山和本溪山城子庙的后山猿人遗址，距今约50万年；山东沂源猿人，距今约50万年；河南省南台县云阳镇杏花山下的云阳猿人，贵州省桐梓县九坝乡的桐梓猿人等，都已经有了五六十万年的历史。其中发现较早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推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从1927年开始发现北京人遗址开始，已经发现了分别属于40多个男、女、老、幼不同个体的头盖骨、面骨、下颌骨、牙齿和四肢骨等大量的人类化石。据考古学家鉴定，北京人已经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石器，并利用石器与大自然作斗争。

　　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没长的过程。有学者估计，在旧石器晚期，中国人口可能已有100万左右。中国最早的人口数宇出自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据记载，夏禹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全国人口为1355万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5;周成王时（公元前1024一前1005年）为1371万人。周任王13年（公元前684年）为1184万人；到秦惠王时（约公元前390年），人口为1000万；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国人口达到5959万。西汉以后，我国人口进入一个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状态。封闭的农业经济和重复不断的王朝更替，使人口发展受到双重制约，人口同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形成同步运动的周期性规律。从西汉末至明末清初，我国人口处于起伏徘徊状态，约在6000万一8000万之间。

　　“康乾盛世”以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大约1648年前后，人口约为5000万。大约1704年，人口突破1亿大关。到了1760年，中国人口突破了2亿。到1800年，人口达到3亿。大约1934年，中国人口突破4亿。1851年后，由于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捻军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人口大量减少,1864年曾减少到2.7亿，直到1894年才恢复到4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陆总人口约为5.4亿。

　　四、中国人口思想的发展过程

　　（一）先秦的人口思想

　　我国先秦人口思想主要是增殖人口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则属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孔子一方面主张“众民”，大力增殖人口。另一方面，他主张“仁政”，即统治者应采取社会、经济措施来增加人口。重视男婚女嫁，规定男子20岁就要娶妻，女子15岁即可嫁人；国家要爱护百姓，奖励农耕，减轻赋税，照顾寡妇、鳏夫和贫者，招徕四方之民。这样才能增加人口。另外，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秦汉至清代的人口思想

　　从秦代至清代，朝代更替频繁。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学派的增殖人口思想。然而，在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里，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剧增与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生产逐渐不相适应，以人口与土地、人口与消费为主的人口问题越来越尖锐。由此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人口思想和主张。提出适度人口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商鞅和韩非。商鞅认为，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应保持平衡，人少地多时要增加人口，地少人多时要开垦土地。他认为人口的增长要快于财货的增长。

　　韩非从当时人口数量长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的实际出发，提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的思想，为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发展生产，减少人口的思想。唐朝的杜佑根据历代的人口资料，写出了《户丁人口论》，认为不可盲目增加人口。他特别指出统治者的行为影响人口的多寡，开明的统治者应当扶植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不可横征暴敛。

　　明末的冯梦龙在人口向题上明确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提出了每对夫妇最好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清朝的洪亮吉认为人口过多，一方面，将使人民生活水平不仅难以提高，相反会急剧降低；另一方面，将会导致社会动乱。人口剧增，生产和生活资料必然不足，祸乱就会产生。这个矛盾只有依靠推行“仁政”，使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有所增加。清朝的汪士锋认为中国人口已经绝对过剩，人口问题到了无法解决的严重地步。他将贫困和社会动乱归咎于“人多之害”，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措施。鼓励人们出家为僧为尼等等。

　　清朝的龚自珍认为严重的人口经济何题是由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造成的，建议通过调整人口地理分布、组织移民、开发西北，以解决人口经济问题。清朝的包世臣认为，人口增长超过耕地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是导致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他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职能，认为贫困主要是统治者不重视农民。他还提出按比例来安排社会劳动力，主张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都应去务农．但同时他承认士、工、商也是社会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成分。

　　（三）近代人口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逐街走向解体，从社会政治角度阐发人口思想的，主要有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以及近代社会学家陈达、陈长薄、许仕廉等。王韬提出“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的“重民”观点。王韬还主张禁止纳妾和玩弄女性，男女并重，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谭嗣同认为解决人口问题只有发展生产。梁启超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提出禁止早婚，提倡晚婚，节制人口的主张。他不认同马尔萨斯的思想，认为所谓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实属杜撰”。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概括起来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增殖人口。二是主张“恢复民族精神”。

　　李大钊的人口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中。他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与各国人口发展的实际不符，抹煞了人类向生产广度、深度进军的可能性，“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不能成立。陈达、陈长蘅、许仕廉等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近代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出版了许多著名论著。认为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主张“节制人口”，进行“生育革命”，推行“自然节育法”，实行“时中人口”（即适度人口），“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并提出“节制生育”，设立“保育院”等具体政策和措施。

　　（四）现代人口思想

　　我国现代人口思想以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人口思想为主，其中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于1957年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全面阐述了他的人口思想。他认为，中国人口繁殖太快，人口多，资金少，影响工业化的进程，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控制人口。

　　他明确地把中国的人口增长与工业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提出掌握人口数据是制定政策的关键；提出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三点建议：一是要进行新的人口普查。二是大力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五世其昌”等封建传统观念；等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比较适当。实行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要征重税的办法。三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五）对马克思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人口思想和邓小平人口思想，主要观点有：计划生育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人口问题不但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必须坚持既要抓紧又要抓好的原则；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等等。党的十五大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两个重要战略。

　　江泽民指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如果人口盲目地膨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不仅难以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要，而且势必破坏资源与环境，危及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人口是关健。”胡锦涛在2003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政策、法律体系，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使整个社会开始走上了人与自然相和谐、促进人的全面进步的文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