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二代”问题

　　答《中华工商时报》记者木佳问

　　

　　    问：改革开放30多年，民营企业家在给自身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迎来选接班人的矛盾——未来5-10年，我国300万企业将进入接班换代。但“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为什么会出现富二代不愿意接班的问题？您如何理解民企老板的这种心态？

　　

　　    答：“接班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其实是一个很具传统色彩的概念。一代人开创的事业需要传承，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未来会怎样？未来应该怎样？不是每一个创业者能想明白的。所以，当下能把此事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企业家不多，真想得透透彻彻企业家给出的结论就一个：靠自己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所以要保重身体。”这是我最近在北京大学给企业家讲课，回答提问时的观点。

　　    现在的“富二代”为什么不愿意接班呢？其实这个问题要分解成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为什么要他们接班？他们难道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吗？”二是“为什么要靠他们来接班？难道除了后代就没有更好的人才可选择吗？”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富二代”名符其实是有钱的一代，钱给人的最大好处是自由，其中就包括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自由因为他们在有了钱之后，可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而他们的父辈则相反是在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选择了创业挣钱，这两代人的代沟之宽之深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的东西才是珍贵的，人在选择一生的追求时，决定的因素是他们认为什么最珍贵。

　　    而在这一方面，韩国的许多企业家就看得比较透，他们很支持自己的孩子去从事只花钱不挣钱（或挣小钱）却对社会有益的事，比方说，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在中国曾经也有这样的现象，商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经商，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徽商，第一代挣钱，挣到了钱，让后代去读书，读了书不论能否当官，总是光宗耀祖的事。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与晋商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你提出的关于“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的问题，其实从本质上说，是第一代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强加给第二代的问题。其实，我们如果认定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需要企业家，同样还需要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话，那么这些“家”按经济能力的角度来说，更应该或许更有可能出自有钱人家。因为这些人所担当的事业不仅不会暴发，甚至还可能倾其一辈子的努力也发不了大财。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家人世世代代没完没了地挣钱，恐怕是一件挺没趣的事情。更何况，企业家与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都有一个关乎天生秉赋的问题，有些富二代并不一定就有经商的才能，让他们接班，对社会、对家庭、对父子俩都是一种错误。我就不会让我的儿子到科瑞来接班，他能够自食其力就好，钱可以让他比别的孩子更从容地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此而已。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其实交班的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以产权为基础的经营权，一个是净财产为基数的财富。企业经营权这个东西，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耗尽财富。所谓交班，其实是希望后代拥有经营权之后，把财富做大，但这是一种风险，美国著名的王安电脑，就是因为把班交给了二代而灰飞烟灭的。所以，如果第二代没有能力，或没有兴起接班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给后代留一定的资产然后把企业卖掉，总比亏掉要好。而且中国大陆目前的所谓第一富人，多数都是草莽英雄，所经历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而在其商业模式还没有完成充分的市场化的情况下，交班肯定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第一代的挣钱方式带有很深的时代特点，不容易复制，甚至不便告人，这就是不能相信职业经理人的内部原因。当然，从外部来说，当下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操守问题，也是第一代创业者不敢把班将给经理人的重要问题，重庆力帆的尹明善就说过：“我知道，如果我把班交给家族成员，我们的企业就会慢慢死掉；而如果我急急忙忙地交给职业经理人，我们企业就会快快死掉。在慢慢死掉和快快死掉之间，我选择慢慢死掉。”这当然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不过，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其商业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应该是其不敢向外人交班的重要内因。

　　    总之，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这是情理中的事，不管你以什么心态来看待之，希望终归是希望，代沟的冲突、天赋和兴起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第一代创业者来说，在个人和家庭有了足够用于生活和消费的钱之后，不要太把企业当做家族的事业，而更应该把企业当做社会的细胞，这样才能更容易找到并交给真正能使企业生命延续下去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交接班的过程中经营权比财富本身更重要。

　　当然，光是企业家想明白了，还只是解决了一半问题。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说，一个健全而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才能最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

　　    与“富二代”共生的还有两个同样不可忽视的新概念：一个是“穷二代”，一个“官二代”。30年的改革开放是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了，如何让“穷二代”有更多创业的机会以及成长为经理人的机会，让“富二代”有更多的人生志业选择，让“官二代”更公开更透明更公正地走入政治舞台？这是中国社会在下一个30年要真正走向和谐的一种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