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专制的第一滴血

    尽管直到今天还有人一直在歌颂秦王朝一统天下的“伟业”。但是，焚书坑儒作为暴政的标记，作为反文明的罪行早已毫无争议地写入了中国和全人类的历史。秦王嬴政作为暴君的代名词，作为丧心病狂的独夫民贼也因此被世人更加熟知。

    “焚书坑儒”的暴行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它从弱化士人的精神、羞辱士人的人格，直接转向毁灭他们的生命和整个民族的未来。而更加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一切反文明，甚至反人类的罪行，其始作俑者竟然都是士人自己。

    焚书、坑儒，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继发性事件。所谓独立，是由于它们时分先后，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所谓关联，是由于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在司马迁的笔下，秦王嬴政根本就是个害人的灾星。他十三岁那年庄襄子死，代父嗣立为秦王，从此之后，叛乱、饥荒、蝗灾、瘟疫、雪灾、战祸便伴着冬季的惊雷、天上的彗星等一系列凶兆频繁出现。而中国的历史，也从此走入了极权专制的黑暗的死胡同。对于士人来说，自秦国吞并天下的那天起，焚书坑儒的罪恶之花就已经开始萌生、发芽了。

    六国灭尽后，天下共主，士人的生存格局、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极权专制的淫威下，暴君的所有恶行都被士人吹捧成了丰功伟业。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这时开始，不仅批评暴君会让灾祸如期而至，就连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承都有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

    秦始皇三十四年，嬴政借着贺寿的机会在咸阳宫摆酒设宴。这场宴会就成了士人们各展其能，讨好争宠，互相拆台的表演舞台，而它日后导致的结果，则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文明史。对于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皇家盛宴，司马迁做了详尽的描述：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史记》255页）

    连年战乱刚刚结束，博士仆射（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博士仆射，主管博士的官）周青臣便在席间媚态百出，欺天罔人，置秦王修长城、建阿房宫，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不顾，一味粉饰太平，臆造出一幅“人人自安乐”，太平盛世的梦幻图画。其目的，也不过是取悦主子，博人一笑而已。

    见周青臣的一番阿谀之词使得龙颜大悦，占尽了场面，抢尽了风头，另一个博士也坐不住了：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臣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史记》255页）

    淳于越虽然貎似直谏敢言，主张以史为师，继续实行殷周以来的分封制，可最终目的却还是向独裁者讨好尽忠。同时，对同僚周青臣的打击更是毫不手软，绝不留情，直斥其“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面谀：当面恭维讨好。淳于越用这个词指责周青臣，真是不留情面。

    赞颂与站在主子的立场上进谏，是士人邀宠的两个最主要手段，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周青臣和淳于越这二位也都算出手不凡，经他们这一番针锋相对的舌战，嬴政倒真有些迷糊了，便把问题转手交给了丞相李斯。

    丞相李斯当然比周青臣、淳于越两人更加精明老辣，他不仅早已经将赞颂与进谏这两种风格的邀宠手段熔于一炉，运用得炉火纯青，也更敢于对士人同类们赶尽杀绝：

    丞相李斯曰：“……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並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並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语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255页）

    李斯的发言以“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的赞颂开始，以嘲讽同僚淳于越是“愚儒”、“三代之事”不足法为转折，一路指点天下，纵论古论，最后献上长治久安、江山永固的妙计：焚书。

    专制的基础是愚民，这就必须遮蔽历史、禁锢思想和钳制舆论，对于这一点，士人李斯比暴君嬴政看的更清楚，施行的更彻底，采用的手段更凶残。

    为了阻止人们“道古以害今”，就要毁灭历史，“非秦记皆烧之”；为了防止读书人通过“私学”获得知识和智慧，对抗国家法令教化，就要禁锢思想、扼杀文明，“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为了禁止人们表达意见，非议时政，就要钳制舆论，“有敢偶语《诗》、《书》语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李斯提出的这一套整治士人的办法，足以博得任何独裁者欢心。他率先突破了中国御用士人无耻的底线，以挥刀自宫的方式，博得了独裁者的特别青睐与赞赏。从此，士人们在邀宠竞争中，比的就是谁脸皮更厚，谁下手更狠。而本次论争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想而知的，“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2546页）

    几千年来，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之所以始终无法摆脱愚昧走向文明，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与御用士人之间早已经形成了“独裁共识”。皇帝垄断了权力与自然资源，御用士人垄断了思想，其本质都是霸道、野蛮。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主子”情节，不同的只是皇帝靠暴力与杀戮成了“天下共主”，御用士人则通过给这个“天下共主”当奴才，再成为别人的主子。他们沆瀣一气，合谋劫持了这个民族。而那些未被“御用”的士人，要么被独裁势力无情绞杀，要么丧失了成为异端，挑战威权的勇气，只会在吟唱风花雪月、受用醇酒美女、怨天尤人之中进行肉体自娱和精神自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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