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和尚  

                                   沈东子

世界杯期间读香港报纸的足球专栏，是要费一番脑子的，什么C朗拿度，马勒当拿，美斯，碧咸，原来分别是我们熟悉的C罗，马拉多纳，梅西和贝克汉姆，不过想想粤语把咸念做寒，碧咸比照Beckham的读音，也自有其神似的味道。早期的许多外国人名地名，一定是南方人译的，要不好端端一个Argentina，怎么会译作阿根廷呢，译成阿金提那才更接近发音哈。说到翻译，笔者八十年代末参加编辑《国际诗坛》，有一期是先锋诗歌专辑，选登一组荷兰当代诗歌。译文排出来，有的句子开头就是问号。

世上有这样的诗句吗？我当时很怀疑，可人家号称先锋诗歌，没准这就是先锋的一种标志？荷兰语是一种小语种，为了稳妥起见，把校样寄给了北京的译者。等校样再寄回来，里面的问号没有了，悄悄移到了句尾。以当时诗坛对西方诗歌形式的狂热迷恋，我想要是按原样付印，可能会兴起一阵问号打头的诗歌浪潮吧？

九十年代后出国的人多了，出现了新一代译者，有的新译者口气比较豪迈，说自己操持外文跟母语一样娴熟，译文比原文更精彩。碰上这种豪言，我也是很怀疑的。我承认有时候信手拈来，会有神来之笔，自己觉得好得意，但那也只是自己瞬间的小得意罢了，谈不上对原文的超越，文学翻译之所以要讲究信达雅，表明的是对原作的尊重。在许多情形下，做翻译只是译一层意思而已，文学色彩越浓烈，越不好译，更何况有的意思是有地域差异的，只有本民族才能充分意会。

当年毛泽东与尼克松聊天，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话我们能意会，但译员译成我是个撑伞在雨天行走的和尚。译文立刻传遍西方世界，洋人觉得毛真够浪漫的，都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还撑把伞在外面走。弗洛斯特说诗歌是翻译中失去的那些东西，那意思无非是说，译出来的文字如同嚼出来的蔗渣，味道都没了。不过在这个例子里则相反，译员给毛增添了无限诗意。我们看得泪流满面的红楼梦，不怎么打动西洋人，西洋人觉得惊心动魄的浮士德，我们读着读着会犯困。

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民族到了极致，成山歌了，也麻烦，比方刘三姐这样唱：“什么水面打跟斗，什么水面起高楼，什么水面撑阳伞，什么水面共白头？”比喻多生动，但要译出民歌韵味，让西洋读者心领神会，还真不容易。至于水浒里那些绰号，什么鼓上蚤，活阎罗，一丈青，母夜叉，恐怕也只能译出一点意思了事，红楼梦英译本把黛玉译作Black Jade就曾引起争议，这个英文名有荡妇的意思，真是亵渎我们纯洁的林妹妹了。从这层意义上说，翻译就如同在水面打跟斗的游戏，打完了赶紧走，打多了会磕上石头。若有谁说自己的外文跟母语一样熟，我只好这样理解，其实他的母语跟他的外文一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