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火》（３）

吴高兴

我有三个孩子，当时大女儿刚刚高中毕业待业在家；两个双胞胎儿子只有十二岁，还在小学读书；妻子是集体商店的营业员，工资很低，家庭生活本来就十分艰难。“我究竟会不会被抓？万一被抓，家庭怎么办？三个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始终如一块沉重的石头悬在我的心上。一些老同学到我家来探望，我对他们说，我已经被学校解聘了，还很有可能被抓进去。他们分析说，“六七”游行既没有过激的口号，也没有造成堵塞交通之类的不良后果，因此公安部门不会抓，学校也不会开除。同时，我还致信一些与我有交情的在外地工作的学生，说明了自己的恶劣处境和未卜前途，以便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一旦我真的被抓时能对我家在经济上作一些救济。他们都纷纷回信安慰我，认为根据我所说的情况，绝对不会抓我，要我放心，有的还特地赶到临海看望我。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自己读高中时的班主任，他深情地对我说：“高兴，你从现在起要注意保护自己！”这句话增强了我的自我保护意识。我毕竟是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的人，“文革”以来，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多少人因“反革命”罪被投入监狱，但我知道他们确确实实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我深知有备无患的道理，为了避免连累他人，我把友人的来信、自己平时写的一些稿件以及与八九民运有关的一些资料，统统处理掉了。

我知道，坐班房没事干，正是我这个书呆子读书的好时光。我从书架上挑出一些平时想看而一直没有时间看的经济学书籍，其中就有萨缪尔森的三卷本《经济学》（第十版），这本书我到临平狱中以后看了四遍，并且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从深层次影响了我一生的思想，使我的信仰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西方自由主义。我把这些书籍捆在一起，交给妻子，告诉她，万一我被抓，就把这些书送进来。

我最放不下心的是两个年幼的双胞胎儿子，为了使孩子也有个思想准备，也为了鼓鼓他俩的勇气，我多次问他们：

“爸爸是坏人吗？”

“不是！”双胞胎回答得十分响亮。

“但是，爸爸因为游行，可能会被抓走”——“不准动！”我做了个警察拔出手枪的姿势，问道：“你们害怕么？”

“……”两双稚气的眼睛泪汪汪的，但两个小脑袋都摇了摇，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八月初的一天，妻子对我说，她单位里有个朋友听公安局里的人说，凡是“六四”以后带头参加游行的，一律送去劳动教养。妻子说自己听到这句话，双腿都吓软了，但仔细想想，那并不可能。听了妻子的话，我虽然口头上也说“不会的，不会的”，但心里却象吞了铅一般的沉重。

许向东虽然没有参加有关“六七”游行的任何活动，但对我在“六七”游行中的举动十分赞赏，对我的处境十分同情。七月份我被学校解聘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不要紧，你放心好了，以后学校不要你，你就到我这个店里来挂个名领工资好了”。为了减轻我家的经济困难，他又到处为我的女儿找工作，开始通过熟人准备让我女儿到一家事业单位下属的商店当售货员，但随着红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威慑，那家商店不敢要了。几经周折，总算联系到了一家愿意接收的私营电器小厂。可是，后来，正当女儿准备去报到上班的那一天，我却被捕了。为了帮助母亲照管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她只好放弃工作留在了家里。

我把妻子听到的消息告诉向东，他说：“如果你真的被抓，我先资助你一千元；如果你不放心，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我知道，他虽然开了一家经营物资的小店铺，但赚钱微薄，而且老本全是向亲友借的，这几年他的日子比我要艰难得多。我连忙摆摆手说：“不用，不用，还是到时候再说吧！”

我在六月七日晚上的演讲中提到，我有个“亲戚的亲戚”在北京做木工，就在“六四”惨案中被军队打死了。地区公安处政保科长项一峰问我是从哪里听到的，我如实地告诉他，是星期天回家乡看望母亲时听母亲说的。第二天上午我路过地区公安处门口时，有一位警察特地跑过来告诉我：“项科长他们到你老家去了”。果然，下午，老母亲就急匆匆地从乡下赶到城里告诉我，有几个穿警服的人到村里调查我了，他们气势汹汹地问母亲，“亲戚的亲戚”在北京被打死的事是听谁说的，母亲告诉他们，这一带的人都在传，她也记不清究竟是听谁说的，不过杨杜村的确有个远亲死在北京——项一峰在以后的谈话中告诉我，他们经过调查，那个人在北京是生病死的。还好，他们没有说我散布谣言。但是我知道，他们既然兴师动众地跑到乡下调查，看来是决心要把我这只猪捉上屠宰凳了。

八月十六日，许向东突然通知我妻子，要我赶快到他那儿去，有急事。我知道大事不妙，急匆匆地来到向东家。他告诉我，他已经得到了可靠消息，公安局已经决定要抓我和阎定山。向东建议我和阎定山赶快出逃，我立即将这一消息通知了阎定山，并问他准备逃不逃，他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他不想逃。我想，对我来说，最要紧的并不是逃不逃的问题，而是自己被捕以后一家大小的生计问题。

回家以后，我把消息告诉了妻子，并且安慰她说，我保证事先把维持家庭生存的钱筹备好：向东已经答应的一千元随时可以向他要；还有一位当过二十多年“右派”的朋友也曾答应我，万一我真的被抓，他可以在经济上帮助我，我明天就去向他借一千元交到妻子的手中。第二天，我通过另一位朋友向那位“右派”说明了情况，“右派”二话没说，马上给了我一千元。其次，我还分别给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学生写好了向他们借钱的信，交给妻子，要她在我被捕以后马上把这两封信发出去，以解决燃眉之急——在我入狱以后，妻子按计划把我写好的信发出去了，这两个学生很快就把钱汇过来了——其中一个汇了五百元，另一个他妻子正生了小孩，家里正缺钱，但也汇了三百五十元。其次，我被捕以后，在临海看守所又写了封信，向几个平时比较接近的高中老同学以及老班主任借钱，多则三百元，少则五十元，总共又借了近千元，再加上其他同学、朋友、亲属陆陆续续送上家门的钱，总数五千多元。这些钱大部分当时说好是借的，可是，十七年来，我因为贫困，一直无力归还，而且通过请客吃饭之类表示谢意的机会也很少有。虽然每当我提起这些事情时，他们总是安慰我不要放在心上，但是，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看来即使我将来有钱，这些欠帐也无法用钱来归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