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佛山、深圳、惠州到江苏南京、无锡、昆山再到北京、山西、河南、湖北等内陆省份，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罢工像传染病一样，在中国各大经济区域蔓延开。这些过去30年在“世界工厂”里，默默创造着中国制造业奇迹的工人们，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唤醒了国人陌生已久的工潮记忆。

　　“罢工潮标志着中国现行的劳工政策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说，如果政府再不改变牺牲劳工权益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对劳资关系进行基本规制，中国社会还将爆发更大的问题。

　　但是，维系了30年经济腾飞的劳工政策会被轻而易举地改变吗？

　　工人的觉醒

　　与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们掀起的那一轮工潮相比，这一轮罢工中，制造业企业里的产业工人成了主体力量。他们的诉求，已不再集中于惩治腐败、反对企业产权变更等，而是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加班。

　　面对工人们这些最简单的经济诉求，很多人都好奇，他们的工资究竟低到了什么程度，以至于再也不愿意忍受下去。

　　罢工潮中，各地政府以及媒体对工人的工资做了很多实地调查，综合各类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企业中，普通工人的收入普遍在1000到1500元之间。在整个国家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生活成本飞涨的今天，这样微薄的收入，足以剥夺一个人生活的尊严，断绝这些劳动者改善生活的希望。

　　事实上，即使放在全球劳工比较中，每周6天，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一个月下来，还挣不到200美元，这样的劳动力价格，是典型的贫穷国家水准，甚至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如。

　　与大部分国人对工人出现罢工潮感到吃惊不同的是，很多该领域的研究者都惊讶于中国劳工怎么会接受如此低廉的价格，并且几十年如一日，不曾改善，也不曾激烈反抗。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曾经在深圳的电子工厂里一边打工一边做研究。在她看来，过去这30年，不管是政府、学界、媒体还是公众对中国工人群体太缺乏了解了，对农民工群体仅有的关注也多是集中在迁移阶段，但当他们进入了工厂之后，其生存状态就没人关心了。

　　在潘毅看来，工人们一直隐忍而不加反抗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世界工厂稳定运行背后的秘密是农民工体制和宿舍劳动体制两大制度安排。”潘毅说，中国的户籍制度保证了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身份依旧是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大部分在农村完成，国家并不愿意赋予他们工人阶级的身份，资本也就不用负担完整的劳动力价格。而各大工厂确立的宿舍劳动体制则将农民工阶级圈在工厂内部，也为政府分摊了部分公共服务成本。

　　两大制度安排高效而稳定地维持着，那些农村来的打工者，尽管收入微薄，依旧拼命加班挣钱，最大的目标是回家盖房子、养孩子，希望他们的下一代走出农村，但是，当新世纪来临，80后、90后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时，他们面临着早被荒废了的农村，承载着父辈们走出农村的期待，耳濡目染的是奥运会、世博会这些重大活动所带来的城市文明的想象。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离开农村就意味着踏上了打工的不归路，回不去乡，留不下城。第一代农民工常年游走于城乡之间，更加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而第二代则完全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成长起来，不管国家是否愿意赋予他们工人的身份和政治地位，这一代人都已经转变为更加纯粹的产业工人。

　　事实上，在各地的罢工潮中，年轻的产业工人比他们的父辈们进步了许多，他们能够提出重整工会这样的要求，而且会聘请专业的劳动法专家参与谈判。在南海本田的罢工中，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就被工人代表委托为法律顾问，全程参与了劳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