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年初，本人提出了“城乡制度并轨”的概念，并为此写下了一些文字。城乡制度并轨，与其说这是一个理论命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主题，发展课题。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有作为、大有市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资本论》就是一部类似于制度经济学的著作，她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制度经济学“鼻祖”的称谓，理所当然归属于马克思。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制度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试图通过制度变革，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物质增长和分配公平，企图通过制度变量的根本调整，为人们生产出更多的幸福来。“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带有革命性质的制度变革，建立“人民公社”体制是制度变革，实行“单位体制”是制度变革，“包产到户”是制度变革，股份制是制度变革，“文化革命”也是制度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法治还是实行德治，实行民主制还是集权制，奉行儒家文化还是西式文化，都存在财务成本、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选择问题。后来各国的实践证明，经典社会主义思想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无法到达理想的彼岸。中国早早就敏锐观察到了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区别于苏联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入邓小平时代，中国在制度创新，探索发展道路上迈出了更大步伐，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后来取得“中国奇迹”的“中国模式”由此形成。所谓中国模式，实际就是“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经济发展的“制度技术”，娴熟而巧妙运用“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中国的“制度技术”不仅包括宏观调控中“快变量”，也包括社会发展中的“慢变量”，对“慢变量”控制取得了更大的制度优势，这大概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部件。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惊喜地发现，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已经找到了“过河的石头”，拥有适宜自身取得更好更快发展成绩的制度。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时强调指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我们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中国的巨大成功是制度潜力的巨大释放。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是“中国模式=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功。“中国模式”是后冷战时期，国际发展竞赛体制的“大赢家”。中国模式成功收获了“五大红利”。首先是“制度红利”。“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率先放弃了意识形态中“姓资”、“姓社”的无为争论，以思想解放为先导，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工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体制更新，计划经济解体，市场经济兴起，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替代了过去的政治竞争，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增强。其次是“和平红利”。在“两极世界”解体之际，通过韬光养晦，积极融入，主动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政策工具，实现“和平崛起”，并成为大国崛起的新范例。中国崛起于“冷战”结束时期，“世界大战”阴霾消散，安全威胁远去。“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世界悄然进入“发展竞赛”新时期。中国实行全方位开放，成功加入WTO等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实现了国内经济与全球贸易全面接轨，中国是全球化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和主要受益者。在本质上，“和平红利”就是国际政治的制度红利。第三是“美元红利”。19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解除了美元发行限制，有条件实行“不劳而获，举债消费”的经济政策，导致全球资本充裕和流动性过剩。中国恰好崛起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钱”，而美国“不差钱”，发达国家“不差钱”，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客观上起到为中国崛起“烘摊子”的作用。在本质上，“美元红利”就是国际货币金融的制度红利。第四是“科技红利”。19-20世纪是重大科学发现迅猛增加，重大技术发明目不暇接的世纪，这些重大发现和发明，在20世纪后期，大量进入产业领域，中国赶上了这一时期，通过推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政策工具，加快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步伐，一举收获了世界科学发现和科技发明的红利。第五是“人口红利”。中国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对于任何单个企业来说，中国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国突破城乡分割，通过向农民开放工业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工具，鼓励劳动力跨地域流动，国际投资者看准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让自己的资本、技术与中国的土地、劳动力相结合，中国成功收获了“人口红利”，这倒应验了毛泽东所倡导的“人多力量大”。这“五大红利”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因此，在“五大红利”中，“制度红利”管总，是根本。

　　20世纪，中国爆发了许多与制度变革有关的历史事件。“革命”实际是争夺制度变革的“制高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彻底推翻了“不审天下之势，难应天下之务”的清政府，成立了中华民国，建立了国民政府。在19世纪，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从海岸线撕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国民政府也从东南海洋方向引进技术、贸易和制度，根本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这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并在沿海一带造就了不少“大鳄”、“阔少”。其实，客观分析考察，那个年代中国经济表现还很不错。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GDP占全球份额都在恢复之中。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远东国际性大都市。这套“中国国情+资本主义”的制度，虽然具有“效率优势”，但缺乏“公平优势”，它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不利，贫富分化严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所以，穷人“不满意”、“不赞成”、“不答应”，农民和工人起来“打扁担”、“闹革命”。毛泽东成了这种要求“社会公平”力量的代表，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打扁担”、“闹革命”。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人民政府，实现了“人们当家作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在这个时候，苏美两强争霸的世界大格局已经形成。这种大格局中，新中国制度选择的国际空间被大大压缩。朝鲜战争使中国与美国彻底决裂，中国关闭了在东南沿海的国门，坚定地面向西北大开国门(后来与苏联闹翻，连西北方向的大门也关闭了)，跟着苏联朝社会主义方向走，实行了“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制度。这套制度实行“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具有“公平优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思想僵化，意识形态至上，“左”的思潮占领了“制高点”。实践证明，这套制度在形式上反映了“社会公平”的要求，体现了“公平优势”，但却严重牺牲了“效率优势”。在这套体制下，人们“关着门，闷着头，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的草”，虽然忧虑不多，但追求也不多，经济缺乏活力，社会缺乏激情，个人的积极性和与创造力被僵硬的集体主义无情淹没，这是其致命“缺陷”。围绕克服这些“缺陷”，兼顾“效率优势”与“公平优势”，邓小平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归根到底就是让发展回归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根本上摆脱意识形态“桎梏”，站立在了向全球开放的制高点。邓小平领导的面向全球的改革开放，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邓小平放眼四海，胸怀天下，真是大智慧、大气魄，他让中国和世界“结盟”，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姻”，中国社会主义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最终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整套制度。与世界“结盟”，与资本主义“联姻”，其后代就是“中国模式”。３０年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奇迹，充分证明“中国模式”具有“杂交优势”，她兼容了“效率优势”和“公平优势”。这套“杂交体制”，能够灵活调适各类制度，既满足做大“蛋糕”的需要，又满足分好“蛋糕”的需要，最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的需要。也许再过若干年，中国开辟的“制度杂交”之路才能赢得世界共识，她将彻底改变人类意识形态，焕发全球发展生机与活力。

　　在21世纪，中国蕴藏着巨大的制度潜力。中国的宏大远景是，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光所及，便是行动所向。为实现这一宏大远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做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从根本上讲，这是新世纪中国重大的制度变革，是继续释放制度所蕴藏的发展潜力（当然，城乡制度差异所蕴藏的发展潜力只是中国制度蕴藏发展潜力的一部分）。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矛盾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比之以往，现在人们更加关心贫富分化问题。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5，20%的低收入人口获得的财富不到社会总财富的5%，而20%的富人获得的财富超过社会总财富的50%。“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的穷人集中在农村，富人集中在城市，城乡差距非常显著，单从收入数字看，从1983年的1.82：1拉大到2009年的3.33：1，而且越穷的地方城乡差距越大（“近水楼台先得月”，城镇人口更多享有外来的转移支付）。中国的城乡差距，既包含“产业差”，也包含“制度差”。“产业差”带有普遍性，而“制度差”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发展所蕴藏的巨大制度潜力所在。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城乡制度并轨，从而释放“制度差”所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这是中国体制兼顾“效率优势”和“公平优势”的需要，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是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治本之道，也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实行城乡制度并轨，释放“制度差”所蕴藏的发展潜力，必须站位于国际与国内两个视角，从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和现实需要出发，在税制、教育、卫生、文体、就业、金融、流通、设施、社保、产权、户籍等方面着手进行制度并轨工作，从制度层面实行城乡一体化，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从而获取经济发展方式的“加速度”，推动中国现代化驶入提速发展的“快车道”。

　　统筹城乡发展是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活动。科学的实践探索需要科学理论指导。在《论城乡制度并轨》这本小册子中，关于城乡制度并轨的理论文章，大部分是作者今年春季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期间的写作。这些理论文章，粗线条论述了城乡制度并轨的概念，路径，方法和意义；分析了城乡制度并轨与全面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分配关系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等当前中国重大课题之间的关系；比较深入阐述了城乡制度并轨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三农”治理的关系；从税制并轨、教育并轨、卫生并轨、文体并轨、就业并轨、金融并轨、流通并轨、设施并轨、社保并轨、产权并轨、户籍并轨等11个方面论述了城乡制度并轨的具体内容。从理论的角度，还分析了国际与国内治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分野。为了更加全面反映和清晰表述作者的基本观点，本书还收录了此前作者就“三农”治理问题所形成的一些理论研究资料，以及本人实际工作中所形成的部分一手材料，以及作者赴韩国进行新村运动考察，赴成渝地区进行统筹城乡发展考察的材料。置于附录中的这些资料，从微观分析入手，由农民到农户，再到村域，到镇域，到县域，开辟了“三农”治理问题的空间经济学分析视角，相信透过这样的分析视角，能够拓宽人们观察“三农”问题的视野。这些资料，与城乡制度并轨的内容，成龙配套，互为支撑，相互叠生。其中，《打造“五大载体”，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机制》一文，是对近三年来宝鸡“三农”治理工作思路、工作布局、工作方法，实践举措的勾画描述。简要介绍了促进农民增收“举措到户”工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到村”工程，新农村建设星级管理，县乡村“争先进位”活动，以及“三带三进三促”活动的基本原理、目标任务和工作部署。这“五大载体”，是“三农”工作的实践载体，具有鲜明的“宝鸡特色”。“五大载体”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就贯穿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实行城乡制度并轨的要求，同时，也为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后乡镇政府转变职能，以及村级组织角色转换指明了路子，找到了着力点。另外，《建设“乡村在线”，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一文，主要介绍了利用大学生村官，在市县农工部建设“农村在线”，在乡镇政府建设“乡政在线”，在村建设“村治在线”的思路，方法与举措。按照这一思路，目前着力推进“乡村在线”建设，相信由此将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奠定统筹城乡发展的信息基础。这些工作载体，是按照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精神，结合宝鸡实际做出的制度安排。今年市委决定实施“三增一创”工程，其核心就是“五大载体”。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数年之内必有重大发展成果，为最终实现城乡彻底并轨奠定坚实基础。

　　大约在20年以前，现任南开大学三农问题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纯彬教授，曾经出版过一本叫做《失衡的中国》的书。刘先生的理论探索无疑具有“超前性”。当年，中国已经开放很多，但毕竟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束缚，在学术讨论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禁区”，但人们不得不有所“顾忌”。在那个年代，我很佩服刘先生的学识、智慧，胆量和胆略。《失衡的中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从制度分离的角度剖析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刘易斯虽然发现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但对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却知之不多。《失衡的中国》使我接触到中国城乡二元制度结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与刘纯彬教授也算神交已久，但却无缘相见，素未谋面。刘纯彬教授从他的研究生那里得知我提出“实行城乡制度并轨”理论见解，对此非常赞赏，就此专门远行千里，从天津赶往宝鸡，与我进行面对面的学术切磋，思想交流，并特意聘请我担任客座教授。也基于此，激励着我集结这本小册子。

　　“好风凭借力，惠农正当时”。当然，所以集结这个《论城乡制度并轨》的小册子，最主要目的还是想透过比较系统的制度理论解析和实践素描，以提高集体行为的理性，希望对正在进行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活动有所溢出，有所帮助，有所推进。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