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 安 七 子
曹 旭 叶当前 著
中华书局2010年2月版
印数 1——8000册
前 言
《诗经》、楚辞、汉赋，中国文学如羲和
驾六龙载着旭日，轰隆隆地升上了天空；日
月光华，旦复旦兮。
于是，不同的文学，有不同的美丽：《诗
经》有太阳的美丽；楚辞有太阳的美丽；汉
赋也有太阳的美丽；而在汉赋背后的阴影
里，当楚辞走向汉赋的时候，不小心把诗歌
的灯盏弄得黯淡了，这使处在黯淡夜空里佚
名氏的“古诗”，便有了月亮和星星般的
美丽。这些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表现下层文人生活和心灵全信息的“古诗”，以后又被昭明太子萧统选进《文选》，成为五言诗的新经典，中国文学从此进入五言诗的新时代。
中国文学进入五言诗的第一个驿站是——“建安”。
建安——是一个人才辈出、风靡云蒸的年代。建安的五言诗人，“三曹”之外，就是“七子”。“建安”、“三曹”、“七子”的名字，都应该用黄金书写。
建安——这是一个奇怪和充满悖论的年代。在这个战争频仍、饥荒饿殍、鼠疫流行的年代里，一方面是社会物质的极度贫乏，一方面是人的精神空前高涨。人对世界的认识，因为生命脆弱、经常要面对死亡，因此变得更加敏感和自觉，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产生了用一种叫诗歌的东西把苦难的历程和痛苦的内心书写出来的渴望；渴望产生了自觉——人的自觉和诗的自觉。
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认识到精神终将超越肉体，来世终将战胜现世，形而上终将战胜形而下，想用文章延长自己的生命和名声；曹植自编文集，都是文学趋于自觉的标志。
由此，河北的邺城——成了中国第一个五言诗的根据地。曹操击败袁绍，占据邺城以后，墙垣围起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城郭人民，还有文化、文学和五言诗。他们逐渐在邺城形成了颇具声势的曹魏邺下文学集团，阮瑀建安四年（199）以前就入曹操幕；刘桢、应瑒建安五年入曹操幕；陈琳、徐幹建安九年归顺曹操；建安十三年，曹操征刘表，得王粲，加上以前曹操拜司空时被召为将作大匠的僚友孔融，就形成了“建安七子”。他们是活跃于建安文坛、公宴博弈、斗鸡走马、饮酒赋诗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七人。
“七子”之名，始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
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
于辞无所假，咸自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七子”的成员，差不多当时已有定论。曹植《与杨德祖书》说：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
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
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篇》在叙述建安文坛时也说：
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徇质于海隅，
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
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
《才略篇》在评述子桓兄弟说：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
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幹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瑒学优以
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
“七子”之中，只有孔融是比较勉强的，除《典论·论文》之外，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三国志·王粲传》、《文心雕龙》、《诗品》等论著都不将其视为建安诸子，其原因是因为孔融“年辈迥绝”。然其文学才华足可与当时的诸子相颉颃，曹丕对孔融又特别偏爱，所以将其列入“七子”之中。由于曹丕文章的影响，“七子”之名广为流传。
“七子”之首孔融，比曹操大二岁，是一个继蔡邕以后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儒、文章宗师；是经历汉桓帝、灵帝、少帝、献帝的四朝元老。先后为司徒杨赐和大将军何进所辟。董卓专权时，因为忤董卓旨意，出为北海相，后迁少府。有博爱的热血、理想的激情、会发议论，但本质上是个书呆子。建安元年（196）春天，他的青州城被袁谭围攻，在流矢如雨，刀矛相接的情况下，仍然隐几读书，谈笑自若，至城破才亡命山东，妻子却被袁谭所俘。妻子被敌人俘虏，这是孔融一生都不能原谅的错误。
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因为孔融的名望，便拉拢他；孔融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觉得曹操能干，复兴汉室要靠曹操这样的人，所以曾作《六言诗》三首送给曹操；第一首写董卓乱天下，百姓生灵涂炭；第二首写官民望眼欲穿，“梦想曹公归来”；第三首写“曹公忧国无私”。另一方面，一生顶撞过大宦官、大将军何进和董卓的孔融，更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看不起曹操的出身和逐渐暴露出来的野心，便处处跟曹操过不去、闹别扭。
朝廷决定恢复“肉刑”，孔融上“肉刑议”，反对恢复肉刑，他说，用肉刑是不人道的行为，“无道”的表现，受过刑的人都想死，不想活，而且心理阴暗，人不会变好，反而变坏；因为他的反对，朝廷的肉刑法没有颁布。曹操攻下邺城，曹丕纳袁熙的妻子甄氏为妻，孔融嘲笑曹操是“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问他出于什么经典？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就说得太过分了，即使玩笑也不能这样开；曹操东征乌桓，他又作《啁曹操讨乌桓书》；曹操说，现在天下粮食紧张，老百姓没有粮食，士兵吃不饱饭，不能打仗，而有的地方却用粮食酿酒，因此发号令，禁止造酒。并且说，喝酒还有许多害处，譬如酒喝多了会误事，甚至会亡国。孔融又作《与曹操论酒禁又书》说，亲近女人也会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孔融反对禁酒，反对肉刑的奏章，语言调侃锋利，极具攻击性和创造性，振聋发聩，核心在于要曹操还政于汉献帝，但绝不会有效果。故明人张溥在《孔少府集》题辞中说，孔融对曹操，“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餧馁虎，此南阳管乐所深悲也。”
建安十三年（208），孔融被曹操借故杀害，时年五十六岁。在至性过人、语言又调侃又锋利、毫无遮拦和攻击性方面，后来的嵇康很像他；两个人都硬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喂老虎。
军事上无能、政治上意气用事的孔融，在文学上却气高辞华，文采飞扬，倾倒当时。曹丕就特别喜爱孔融的文辞，尝赞叹其堪与扬雄、班固媲美，并“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辙赏以金帛。”（《后汉书·孔融传》）
孔融能诗，但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孔融的散文以气运词，锋利流畅，豪气直上；同时词藻华丽，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又诙谐生动，显示了汉末文风通脱的新倾向。
他的书记章表，素为人所称道。《论盛孝章书》情真辞切，《荐弥衡表》笔纵意畅，均为难得的佳作。刘勰说：“孔文举之《荐弥衡表》，气扬采飞。”（《章表》）“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书记》）评价甚高。融任北海相时写给僚属的教令，亦辞气温雅，可玩可颂，称誉当时。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文心雕龙·才略》也说：“孔融气胜于笔”；《风骨》又引述刘桢的评论道：“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同时，曹丕《典论·论文》也说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文心雕龙·论说》举他的《孝廉论》，说“但谈嘲戏”、“言不持正”。不免见仁见智，因为孔融的文章除了以气为主，性情激烈以外，也很善于持论的。
除了和曹操又合作又摩擦最后被杀的孔融外，其余六子，都是曹操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作家，他们围着曹操，成众星拱月的形状。
在“建安七子”中，以王粲和刘桢诗歌成就最大。钟嵘《诗品》以三品论诗人，所论一百二十四位诗人中，“建安七子”就入选了五人，上品：刘桢、王粲。下品：徐幹、阮瑀、应瑒。
陈琳和阮瑀皆以章表书记著称。曹丕《典论·论文》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与吴质书》又说：“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刘勰也说：“琳、瑀以符檄擅声。”（《文心雕龙·才略》）“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文心雕龙·章表》）
陈琳不以诗赋见长。曹植《与杨德祖书》谓：“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刘勰以为这是文人相轻的表现，《文心雕龙·知音篇》说“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然琳之赋为后人称道者确实很少，刘勰《诠赋篇》亦未论及孔璋。张溥《陈记室集题辞》说：“孔璋赋、诗，非时所推。《武军》之赋，久乃见许于葛稚川，今亦不全，他赋绝无空群之目。诗则《饮马》、《游览》诸篇，稍见寄托，然在建安诸子中篇最寂寥”、“彼所出尘，惟章表书记。”此论甚允。陈琳之诗，《诗品》未及，至少在钟嵘看来，是不能入“才子”之流的。其善者《饮马长城窟行》，陈祚明以为：“可与汉人竞爽。辞气俊爽，如孤鹤唳空，翮堪凌霄，声闻于天。”（《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张玉谷说：“此种乐府，古色奇趣，即在汉古辞中，亦推上乘。”其《游览》二诗，王夫之以为“敷写密，波澜曲，属句深稳，流言华赡，不与曹、王同其横率。”
阮瑀以才思敏捷著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阮瑀据案而制书”，“案”，当作鞍。这是说阮瑀能在行军途中，在马鞍上草就文书。《典略》云：“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引）又，萧绎《金楼子》说：“刘备叛走，曹操使阮瑀为书与备，马上立成。”（《太平御览》卷六百引）阮瑀书记，存者绝少。《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代表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张溥谓其“文词英拔，见重魏朝。”（《阮元瑜集题辞》）阮瑀诗，钟嵘列为下品，评曰：“平典不失古体”（《诗品》卷下）。然其《驾出北郭门行》堪称佳作，陈祚明谓：“质直悲酸，犹近汉调。”（《采菽堂古诗选》卷七）
徐幹的成就主要在于辞赋和论著。曹丕《典论·论文》说：“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又《与吴质书》谓其“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徐幹以赋论标美。”《诠赋篇》又将列为魏晋赋首之一，称“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徐幹赋今存《齐都》、《西征》、《序征》、《从征》、《哀别》、《喜梦》、《圆扇》、《车渠碗》八篇，惜已残佚。
徐幹之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谓：“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钟嵘列之为下品，评曰：“伟长与公往复，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闲雅矣”（《诗品》卷下），意谓徐幹比之伟长，犹如以小莛扣巨钟，诗才悬殊，殆难匹配，但亦有娴雅可观之作。其中《室思》、《情诗》深情缠绵，堪称佳作。
应瑒作品今存赋十五篇，诗、文各六篇。在七子中其文学成就是比较低的，曹丕评七子创作，于其他几家皆有肯定，惟于应瑒只说“和而不壮。”（《典论·论文》）称其“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与吴质书》）《文心雕龙·才略》说：“应瑒学优以得文”，谓其学识优秀而善于为文。
应瑒诗，钟嵘置于下品，与阮瑀一起，被评为“平典不失古体”。然其中《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一首，以“朝雁”自喻，叙述飘泊的身世，尚有可观之处，论家亦颇有称道。
“建安七子”中，人人都是才子，而王粲更是才子中的才子。《三国志·王粲传》中说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王粲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赋，曹丕《典论·论文》说他“长于辞赋”，并说他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诸赋，“虽张、蔡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今存赋二十六篇。骚体小赋，多为言志和情景交融的作品，与他的诗歌相邻，其中客居荆州的《登楼赋》，怀乡思归，发抒抑郁，可与《七哀诗》并读。
前人对王粲诗的评价一般都很高。曹植《王仲宣诔》亦称其：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章。
沈约《谢灵运传论》说：
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刘勰认为，王粲的诗赋堪称“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也有说他体弱质羸的，如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诗赋，惜其体弱，不足起起文。”钟嵘《诗品》说王粲“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
刘桢五言，向负盛誉，直与王粲争席。曹丕《与吴质书》说：
公幹时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钟嵘《诗品》称之为“五言之冠冕”。谓：
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
其文，雕润恨少。然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所谓“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的确是桢诗的特色，前人颇有共识。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集序》说，刘桢“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文心雕龙·体性》称“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皎然《诗式》谓：“刘桢辞气，偏正得其中，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皆可相互阐发。
诗歌之外，刘勰还很看重刘桢的笺记，认为：“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文心雕龙·书记》）今之存者惟《谏平原侯植书》、《与曹植书》、《答曹丕借廓落带书》三篇，文辞优美，论说巧妙，但说它“有美于为诗”，恐怕赞成的人不会很多。
比较刘桢和王粲，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并序》说：“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沈约、刘勰以为王粲第一，当为“七子冠冕”；钟嵘以为刘桢第一，说“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曹（植）、刘（桢）殆文章之圣。”其实，刘桢、王粲的诗歌属于不同的诗美范型：刘桢以风骨清峻胜，王粲以文辞工丽胜。
由此，中国五言诗的美学在“建安七子”内部，就分化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王粲为代表的诗歌形式上的“词藻美”；第二种是以刘桢为代表的诗歌精神上的“骨感美”。王粲贡献诗歌的容貌和服饰；刘桢贡献诗歌的骨鲠和眼神。中国五言诗的发展，由此也分成两种流派：一以王粲为摹本的诗歌形式的“辞藻派”；二以刘桢为样板的诗歌精神的“风骨派”，两种流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条路又分又合。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辞藻派”占据上风，因为中国五言诗向上走一条发展形式主义美学的道路，在西晋初年张华的大力提倡下，西晋诗风，基本上是注重诗歌词藻、对仗、典故、韵律美学，由陆机、潘岳作为领军人物，此派一直发展到宋、齐、梁、陈，诸种美学的结合，最终形成“永明体”和“宫体诗”。
到了初唐，陈子昂在《修竹篇序》里大声疾呼，高举风骨，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诗歌；倡导“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有汉魏风骨的作品。而汉魏风骨的核心是——曹操、曹植和刘桢。所以从诗学的角度看，刘桢贞骨凌霜式的风骨和精神，结合王粲以来的词藻、对仗、典故、韵律美学，共同筑起唐诗的大雁塔。
“建安七子”的本质——是双通道——通向唐诗的美学。
“建安七子”受到沉重的打击。刽子手不是曹操，而是公元217年。
曹操只杀了一个人，公元217年一年就杀了四个人。那一年发生大瘟疫，徐幹、陈琳、应瑒、刘桢，都染上瘟疫，先后死去。曹丕在《与吴质书》里很伤心地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曹丕说了这几句话以后，不满十年，他自己也死了。曹魏政权——甚至不要司马氏来抢班夺权，他们自己一代不如一代，“睿不如丕”，曹睿的孩子又不如曹睿，身体越来越虚弱，夭折的孩子越来越多，本身也快灭亡了。
一时俱逝，对自身生命高度的认识和敏感——是那个时代的特质、人的特质、文学的特质。
七子的著作，《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至宋代皆已散佚。明以后辑本，以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徐幹除外）和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较为通行。中华书局出版今人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收罗较为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