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德鲁克：已经发生的未来》

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什么教育是具有生产性的，因此也是真正切实可行的。

社会必须要求教育者承担起责任。在知识型社会中，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占据着广受关注的和有着象征性影响力的职位。今天的大学教师非常担心“大众文化”。或许，他们更应该担心“大学文化”，因为它可能成为明天的大众文化。我不确定他们会发现它理应成为的样子。

但是，人们还是被责备未能尊重“知识分子”。这种责备不无道理。因为知识分子经常遭到质疑——不是因为他的知识和教育，而是因为缺乏社会责任并自认为有特权地位。

它并不是蔑视知识和教育，或蔑视具有知识和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观点只是认为，教育并非赋予个人特权而是给予个人责任，并非证明个人主张而是鼓励个人贡献。

在知识型社会中，必须要求职业教育家具备这种信念和责任。

我们必须从长远的视角看教育的功能。教育必须给自身的目标、严肃性和产品质量——知识分子的素质——树立高标准。这是社会对教育的第二个要求。

人们抱怨今天学校的标准在过去数年里下降了，因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大众教育。赞成和反对这种抱怨的证据有一些让人困惑——仅是因为人们并未在衡量标准上达成一致。但有两点很清楚。

第一点，不论发生怎样的教育水准下降，这都不是大众教育的结果。在没有扩大招生的地方，教育水准也在下降；而在几乎爆炸性地扩大招生的地方，教育水准却仍然保持稳定。不论出现怎样的退化，这都是教育者行为的结果：他们强调“调整”，试图在每个方面都蜻蜓点水，拒绝认真对待学生和社区，以及由此有意识地降低对教育的要求和期望。因此，教育水准的下降并非来自受教育者数量扩大的压力。最近几年，有些地方试图提高教育水准，例如，他们在英语教学中得到家长和学生的全力支持，并未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影响他们在教学上的成功。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不再有人试图提高教育水准，因为教育已经普及化了。公众的教育水准在持续上升，人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期望和其自身的教育能力也在水涨船高。

有人认为大部分人——那些智商在100或以下的人——不具备上大学的资质，因此，要想普及大学教育必须降低其标准。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毋庸置疑，个体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像在每一个工作和每一个等级中，有些人必须更努力才能做到，而有些人即便努力也根本做不到。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高度竞争的压力不是教育的目的。

认为过去的大学教育仅限于少数的天才人物，这是一种错觉。并没有证据表明，有一个富有权势的父亲就意味着有一个更高智力水平的儿子。相反，有证据表明，家庭对知识和教育的支持和尊重对孩子——不管其智商如何——的学习能力会产生差别。例如根据纽约的历史记录显示，第一代犹太移民年轻人虽然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地尊重教育。在知识型社会中，广大学生在能力方面与早期的基于等级的教育体系下的学生是相同的，但他们有着更大的动力，社会本身也对学校期望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