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国老百姓怎样抗地震? 1976年,唐山大地震,全国各地都谈“震”色变。在南京也是如此。人们纷纷寻找空地,或者索性搬到郊区扎起了防震棚。我们小市口24号大院,房屋密集,加上大都是古旧的危房,因此居民们防患于未然,都各找出路。奶奶全家都搬到邻近的雨花台某村,用防雨油毯搭起了金字塔形的防震棚,里面是大通铺,一家男女老少睡觉时,简直像住大车店似的。做饭都用煤油炉。但那段时间,我吃饭特香。可能因为找到了一点野餐的感觉。
早熟的向日葵【七十年代的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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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
对于我个人而言,所谓七十年代的记忆,实则是童年的记忆。童年的记忆如一盘散沙,有时候是很模糊的,有时候又很清晰。时隔三十多年以后,我仍然能透过纸张、墙壁乃至扩散的年轮,看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脸稚气的自己。
【从向阳院到防震棚】
童年时住在奶奶家,奶奶家在南京中华门外小市口24号院内。那是一个有数十户居民的大院。分为前院、中院、后院,各有一个装有自来水龙头的天井。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统一改叫向阳院了。
院门上方请某业余书法家用油漆写了“向阳院”三个红字,两侧还贴了一副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我走上大街,发现街道两侧的所有院落都如此。
“向阳院”三个大字威风得像是同一个人写下的。只不过院门两侧的对联稍有区别。含蓄点的则引用毛主席的诗句,如“莺歌燕舞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等等”。一律书写得龙飞凤舞。
奶奶是居委会干部,戴上了红袖章,隔三差五地去区里开会,回来后召集大伙传达。传达的什么精神,我这个在一旁活蹦乱跳的孩子根本没注意听,也就记不住了。惟一有点印象的是“批林批孔”这个新名词,我想这哥俩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全国人民干嘛要批判他们呀。在此之前,我知道大家最痛恨的人名是“蒋介石”。
奶奶发言的时候,表情严肃,很有女共产党员的风度,她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女强人”吧。后来看电影《江姐》,里面的双枪老太婆的形象,使我想起了奶奶。和平时期的奶奶,虽然没拿枪,仍很威严。
除了念报纸、传达中央文件外,向阳院最频繁的活动是打扫卫生。家家户户都要派人,洒水、扫地、清理墙面。
对于我们这帮好热闹的孩子来说,简直是节日。人人戴着白口罩,只露一双眼睛,像假面舞会。我替担任总指挥的奶奶拎着水桶,像个忠心耿耿的小警卫员。
粉刷后的院墙上,又写上了一行标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句末的惊叹号是一个还是三个,记不清了。
隔了几天,果然抓出个潜伏的“阶级敌人”,是后院的李婶。她是华侨,儿子至今仍在海外。可能是她隔壁的邻居揭发的,说她半夜偷听敌台。结果是把她家的收音机没收了(作为向阳院的公共财产),并且召开批斗会。
批林批孔,尽批的是没见过面的死人,大家都腻味了。终于找出个大活人来批一批,群情振奋,发言很踊跃。
李婶快给批得趴下了,一口一个“再也不敢了”。
因为此事,我跟几个小伙伴,偷偷往李婶家的窗户扔过泥巴。幸好我们手中没有炸弹,否则也会扔过去的。
向阳院,向阳院,使一代人都成为了葵花,并且引以为荣。多年后读何顿的小说《我们像葵花》,这书名使我感到很亲切。
跟精神的极度富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物质的极端匮乏。
我们这条街道有几十座向阳院,却只有一个支着大棚的菜市场。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就排起了长队。那个年代,粮、油、肉、蛋、奶都要凭票供应。可僧多粥少,去晚了又没有了。
我经常早起陪奶奶去排队。后来仿佛是约定俗成,去了之后就把空菜篮按先后秩序搁在菜场门口(有人甚至捡半截红砖代替),然后回家补一场“回笼觉”。远远望去,长长的一溜由菜篮子、麻袋、砖头排列的队形,蜿蜒而行,像通了人性似的。
向阳院里的孩子,穿的衣裳,几乎都打有补丁。我们穿着打补丁的衣裳,捉迷藏(叫抓特务),打游击,玩着几乎是最简单的游戏。就这样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有了阳光就足够了,我们再没觉得缺少什么。
1976年,唐山大地震,全国各地都谈“震”色变。在南京也是如此。人们纷纷寻找空地,或者索性搬到郊区扎起了防震棚。我们小市口24号大院,房屋密集,加上大都是古旧的危房,因此居民们防患于未然,都各找出路。除了少数留守人员外,向阳院已名存实亡。
奶奶全家都搬到邻近的雨花台某村,用防雨油毯搭起了金字塔形的防震棚,里面是大通铺,一家男女老少睡觉时,简直像住大车店似的。做饭都用煤油炉。但那段时间,我吃饭特香。可能因为找到了一点野餐的感觉。天当房,地当床,就像演电影似的,多过瘾啊。那段时间对于奶奶而言,却是最寂寞的。这位富有号召力的向阳院院长,已失去了自己的臣民。这时才发现,令精神上的院墙崩溃的地震,比阶级敌人还要可怕。阵地失守了。
我却不管那么多。吃饱了,喝足了,就去山坡上捉蚂蚱。放眼望去,在我家的防震棚周围,如同雨后蘑菇般出现了一座座类似的金字塔,进进出出的虽然都是陌生人,可这不是又一座新的向阳院吗?
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烁烁,是葵花的世界。热爱阳光的葵花,热爱生命的葵花。即使是这临时性的家园,都弥漫着永久的温情。
在地震的恐怖中,在露天的向阳院里,我告别了无知的童年。这一瞬间,我感到自己长大了。一棵早熟的向日葵。
【小学,“学工”、“学农”、学雷锋】
1974年,我的世界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南京中华门外小市口24号的向阳院,而延伸到附近的红梅巷小学。我成为一年级的学生。这至少使我明白:自己比给地主当长工的高玉宝要幸福。新社会就是好啊,有饭吃、有书读。
但在今人眼中,那恐怕是再简陋不过的小学了。举个例子:连电铃都没有。上、下课时间,由一个年老的校工,用榔头敲击悬挂在树上的半截铁轨。那浑厚的回声,至今仍萦回在我耳畔。
每天早上做广播体操。其实没有广播,是体育老师用嗓门喊出来的。第四节课时做眼保健操,也是如此。
那年代的冬天似乎格外冷,而且总是下老大的雪。我们的手上都生冻疮了。教室里没有取暖的炉子。上课前几分钟,老师先组织学生们坐在凳子上跺脚、搓手。跺脚声停止了,才开始念课文。
就是这样一所简陋的小学,仍折射出时代的影子。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反标”事件。所谓的“反标”,是反动标语的简称。据说校门上出现了一行反动标语,甚至惊动了公安局。老师要求学生们都坐在各自的教室里,用纸条写一行字,并且署名。特意强调不准用左手写(左撇子除外)。然后统一收上去,交给公安员去鉴定笔迹。结果如何,已记不清了。
从此,我们再不敢在墙上随便涂画什么了。甚至长大后,我也从不曾在任何旅游景点写过“某某到此一游”之类。可见此事对我影响之深。
还有一次,是让大家利用课余时间搜集废铜烂铁,帮助国家炼钢铁。截止的那天,每人的书包里都装了许多锈铁丝、废铁钉甚至牙膏的锡皮什么的,全扔在校门口的平板车上。就这样,居然也装了满满一车。
我的同桌张红兵交了一只沉甸甸的铁斧,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回家后,却挨了打。那是他爸爸用来劈柴的。
学校收完废铜烂铁之后,又开始收儿歌。要求每人围绕批林批孔创作一首儿歌。刚识字哪能就成为诗人呀,其实都是回家后让家长代写的,或者是家长从报纸上抄的。
选拔出佳作后,全校举办诗朗诵大会,最后以一曲大合唱告终:“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脸上笑眯眯,心里藏诡计……”
这或许也算当时的“流行歌曲”。我至今仍记得其歌词与旋律。
在这次活动中我脱颖而出,被选当到区里参加小学生儿歌创作比赛,并且也拿到奖状。我如今也算个诗人,但这肯定跟童年受到的鼓励有关。
1976年抗地震之后,三年级的时候,我也算经受过了考验,加入了红小兵,系上了红领巾。我知道,红小兵是红卫兵的弟弟。街对面的中学里,走出来的都是红卫兵。我很羡慕他们。
再回忆一下当时小学生的流行服饰:小号的绿军装、绿军帽,夏天则是白衬衫、蓝裤子。尤其是参加文艺演出时,老师会要求大家这一身装扮。配上红领巾,确实好看。
除了排练文艺节目之外,还经常在老师带领下去“学工”、“学农”,去附近的晨光机械厂或花神庙公社参观。还有就是学雷锋,做好人好事。那个年代小学生的生活,是很丰富的。简直是接受着成人化的教育。
我们也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小主人。期末写总结时,年年都会重复这一句话:“争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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