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文化与众多传统老字号品牌代表着南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特质。

　　宣南文化的明日希望

　　吴大爷坐在杨梅竹斜街边晒着太阳，看着越来越多陌生的面孔、新来的租户从街头走过。这里只是一条位于虎坊桥附近的普通街道。80年前，怀揣着现代文学梦想的湖南凤凰青年沈从文来到北京，住进杨梅竹斜街61号——湖南酉西会馆，投靠一位在会馆里做管事的远方表亲，开始文学创作的征程。不久，一位陌生读者因看到其发表的文章找上门来：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清瘦个子而穿着不十分讲究的、下巴略尖而眯缝着眼睛的中年人：“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这位陌生读者叫郁达夫。

　　对于那些质疑宣南文化地位的专家们而言，最好的方法是来南城走一走。信步走在这条斜街上，左右看去，一座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院落，或许都会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比如杨梅竹斜街路北25号，那里曾是清朝乾隆皇帝御赐给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梁诗正的宅院。不起眼的院墙里，或许就藏着一段被时光带远的动人故事。

　　位于牛街教子胡同内的法源寺，虽是中国佛学院所在地，却只是一方普通伽蓝，寺院狭小鄙窄，可谁又想得到这小小寺庙竟然与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宋徽宗钦宗、辽国皇太后、金国皇帝、清康熙雍正乾隆等等九五之尊有关，也牵涉到安史诸反，忠臣义士、诗人学者、钦差大臣与众多小说名家，站在翠蔓静幽的庭院中，这不由得让人恍惚。

　　民国13年，徐志摩陪同来华访问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到法源寺赏丁香，到会的还有陈桔叟、梁启超、陈宝琛、林徽因等，梁任公集宋人词句为联赠徐志摩：“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上联指徐志摩《别了康桥》，下句指泰戈尔在异国彻夜吟咏之雅兴。)

　　“漫步宣南，正是信步所至，无心之举，却蕴藏无限。那种历史与现实交错带来的孤寂与清冷，折射着历史的沧桑变化，正是宣南文化让人着迷的魅力。”著名文化学者黄宗汉老先生表示。

　　星罗棋布于条条胡同的300多家会馆，更是宣南文化的精华所在。烂漫胡同路西101号的湖南会馆，曾经是1920年2月毛泽东同志组织召开“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的地方。米市胡同43号的南海会馆，由于清末康有为在北京领导“戊戌变法”活动而名扬史册。北半截胡同41号，与南海会馆仅一巷之隔，馆内前院西屋就是谭嗣同故居“莽苍苍斋”。位于虎坊路3号和5号的湖广会馆，1912年8月至9月间，孙中山先生在此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以及各界举行的四次欢迎会。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认为，宣南虽没有皇城内的宫殿楼阁，西郊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但却也荟萃了明清以来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历史遗迹，真正称得上是“京师文化之精华”。

　　“宣南文化亟需保护，但不便大规模开发。”黄宗汉表示，否则的话，这份孤独与清冷便会被破坏殆尽，“保持市井文化原貌，也是保护历史的重要部分。”

　大栅栏的“传统商业梦”

　　1912年11月5日晚7点，受时任教育部长蔡元培的邀请，一名31岁的外乡青年乘坐火车抵达北京前门东车站，准备到教育部任职。北京的秋天有着不同于南方的清冽之冷，于是，这位青年便来到大栅栏，准备购置御寒的衣物。在马聚源，“买斗篷一袭，银十六元，手衣(手套)一具，银一元。”随后，该青年往“青云阁”赏古玩，在“玉壶春”品茗，再到东升平浴池洗澡，然后，清爽地回到了绍兴会馆。这位青年就是周树人。6年后，他才第一次用笔名“鲁迅”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大栅栏的兴起，始于明朝，清末民国时期最盛，成为一个依托皇城发展起来的综合商务区，集购物、娱乐、餐饮一体的“老北京CBD”。民间有谚语：“繁华市井何处有，大栅栏内去转悠”。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百年，大栅栏的命运也几度沉浮。洗去历史的浮尘，大栅栏西街上的马聚源也几经变迁：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北京市政府第一个机关招待所；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大栅栏一同衰落；如今，又再次试图恢复历史的原样，马聚源与数十家百年老字号一起回归“天街”。

　　随着新兴商业区的崛起和城市功能的扩散，“CBD”已经成为他人皇冠上的明珠，但大栅栏从未放弃过曾经的“商业梦想”。大栅栏改造方案的设计者之一、著名文物学家王世仁为我们拨开了“中央商务休闲区”的迷雾：改造后的大栅栏占地1平方公里，保持着城市6成原汁原味古建，目的是想成为一条别具传统文化特色的商务街，恢复旧时大栅栏的定位——老北京自己的CBD。“这样就与西单、王府井等商业街有了明显的定位区别。”王老更希望的是，这里还有幸残存着部分老北京市井生活遗迹，能够帮助“健忘”的人们回忆起曾发生在上辈中间或更久远年代的“城南旧事”。

　　然而，商业似乎注定难以与传统共存。住在大栅栏西街10号，80岁的李文秀老人，聊完街上的事，说起上海来的外甥女，喊着去吃了一顿烤鸭和一碗炸酱面，几乎吃掉她一个月的生活费。她说，尽管出门拐弯就是大栅栏，但改造后，她很少再去，因为“东西实在太贵”。

　　不过，商家们过得也并不滋润。开街之初的70多家老字号进驻，由于利润不及租金，已经有十几家萌生去意。即便是ZARA、H&M这样的国际大牌也难以独善其身：相比于H&M西单店的火爆异常，位于大栅栏的旗舰店人流要少了三分之一。说起其中的原因，全聚德前门店总经理寇向利表示：“由于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原貌街区，没有办法规划过多的配套设施，再加上步行街的限制，所以，生意不如当初预计的那么红火。”瑞蚨祥大栅栏总店的王经理则坦言，“王府井店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比大栅栏总店的收益要高出30%以上。”对此现状，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的李文秀老太太一语中的：“没有停车场，这条街开店都不行。”

　　“不是不想建，而是不能建，过多的商业配套肯定会影响大栅栏的历史文化价值。”在王世仁眼中，商业与传统永远是一对矛盾。然而，对于怀揣商业梦想的大栅栏而言，大拆大建的“王府井榜样”似乎已在不远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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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作品中品南城

　　《龙须沟》

　　讲述了北京旧南城沿臭水沟的一个小杂院里住着的四家人的生活，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和周边的悲欢离合，主人公“程疯子”身上体现出了很多南城特色：这个相声艺人正是南城繁复多样的旧戏曲、旧曲艺的集中代表。老舍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这部作品已被多次改编成电视剧、电影和话剧，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北京人艺奠定了表演风格的话剧版《龙须沟》曾连演22场，首轮便创下了245万元的高票房。如今，金鱼池与天坛路之间的狭长地带就是当年“龙须沟”的原址。

《万家灯火》

　　北京人艺于2002年底推出的《万家灯火》，反映的是当时已初见成效的北京南城金鱼池地区的危房改造，这一选题显然是对《龙须沟》的直接继承。《万家灯火》集中表现了何家小院，但又并不设置任一清晰的情节线索，而是通过摹写何老太太及其儿女们琐碎而又丰富的性格和生活，从而在整体上塑造出一屏北京南城的风俗世像。

　　《琉璃厂传奇》

　　作为中国古玩业的发祥地，琉璃厂街一直是皇城里各色人等的聚合汇通之处。在这个神秘又高深莫测的行当里，货物通常没有明码标价，买卖双方都是袖里拉手谈价格，且明言不禁骗，赌的就是眼力。因此，一夜暴富和瞬间破产也就都成了行里的寻常事。在电视剧中，三个原本与古玩毫无关系的男人，耿直憨厚的袁玉山，没落的王爷票友金保元，还有善于作战的小生崔和有，却阴错阳差地走进了琉璃厂，演绎出一幕乱世姻缘人生传奇。

　　《前门情思大碗茶》

　　这首京味儿十足的歌曲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亲切自然，富有韵味。

　　《蓝调城南》

　　作者肖复兴在书中用共80余篇、大约24万字为南城做了一次文字速写。为此，他花费了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几乎走遍北京南城的大小胡同，抒写老北京城南的街巷与故事，并对老北京城南的历史、人物、文化、风土等做了多方面的探究。在这本弥漫着忧郁气质的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两件东西不会忘记，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肖复兴解释说：作为一座古城，北京的面孔不应该仅仅是高楼大厦，那很可能只是另外一座城市的拷贝。母亲和城市的面孔，可以苍老，却是不可再生的，经不起我们肆意的涂抹和换容。

　　《城南旧事》

　　说起这部电影，除了小英子那水汪汪的眼睛以及作为画外音出现的李叔同的民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南城胡同里的生活景象。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于1960年出版的以其7岁到13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这部作品也一直被视作她的代表作。它描写了上世纪20年代，北京南城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睦的一家。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以“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为基调，营造出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北京南城》

　　作为一个“85后”，音乐人爽子在歌中的第一句话就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我生在南城、长在南城，我在南城生活，所以我热爱南城。”人们还可以从歌中了解南城的现状，例如“从北到南有了快速公交”“最大的市场叫做百荣世贸，最好吃的东西它叫做驴肉火烧”“汽车多了，自行车却少了，南城人的消费水平他逐渐提高了”。当然，他也没忘了在歌中怀念“骑着28车横扫大小胡同”“坐着马扎儿，看着邻居那些大妈，叽叽喳喳聊着这家和那家”“八百块儿蜂窝煤就能度过冬天，大白菜炖豆腐真比大虾还鲜”的日子，甚至是“电线杆上的蝎了虎子”。

　“东西模式”的南北发展

　　从“东西文武”四大城区，到“东西”两强并立，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区合并的新规划，在千年古都激起了层层浪花。对于曾经长期出于各自经济目标而分别多年的四个“对手”而言，这次的握手颇具双赢的意味：东西城将获得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而南城则得到了发展的经验和机遇。

　　2010年7月3日，在北京原宣武区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游客们站在南城位置参观北京市城市规划模型沙盘。

　　金宝街带来的启示

　　合并前的崇文和东城，有着两条规划、区位、功能都十分近似的街道，那就是东城的金宝街和崇文的大都市街，这两条几乎是同时落成的人工商业街，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同样于2002年前后开工，同样是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同样是计划40亿人民币的巨额投入，同样是连接两大商圈的黄金位置，同样面临着拆迁和文物保护的沉重压力，金宝街和大都市街却谱写出了不同的乐章。

　　10年前的金宝街原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作为“市政带危改”项目之一，目的就是“扩大王府井商圈”。10年后，金宝街成为了连通王府井与CBD的纽带，以其北京丽晶酒店、金宝大厦以及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金宝汇购物中心等高端商业物业，劳斯莱斯、法拉利等国际一线品牌以及佳能、奥美等国际知名客户，成为了王府井商圈的奢侈品牌汇集地，被誉为“世界第十一商街”。

　　历经10年发展的大都市街也同样是从无到有。位于连接前门商圈和新世界商圈的纽带位置的这条只卖不租的人工街道，先后打出了体育精品街、数码产品街、珠宝首饰街等多个主题招牌，却均是收效甚微，至今出售率还未超过60%，且基本是零散商户，不成气候。

　　“前期规划、开发经验上的巨大差距，造成了两条定位、条件都很近似的商街有着不同的结局。”负责大都市街项目的北京戴德梁行商铺部负责人胡莘表示，前期规划中过多的政府干预，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只售不租的销售策略，都是造成大都市街项目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站在美观实用而非商业角度上来考虑规划的”大都市街在胡莘眼中违背了商业地产的开发原则。

　　那么，金宝街的成功经验将为大都市街的开发带来什么呢？整体功能规划、国际高端招商、统一经营管理，金宝街超越了最初“为王府井扩容”的初衷，成为王府井的升级版，其中的发展理念值得玩味。“要想扭转大都市街的颓势，甚至以后不再出现第二个大都市街，最关键的是要改变发展模式和经营理念。”北京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杰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宝街的经验无疑也是一种“雪中送炭”。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高毅存则表示：“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南城而言，南北合并带来的发展观念上的跃进甚至还要大于发展规模上的实际收益。”

　　“满员”后的金融街

　　两年前的5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公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并确定了金融街为主、CBD为辅的首都金融发展格局，被众多专家解读为将极大地助力金融街取代CBD成为首都第一商圈。两年后的今天，CBD的东扩正如火如荼，金融街的脚步则有些蹒跚，归结到底，都是空间惹的祸。

　　截至目前，金融街已经汇集了中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九大商业银行总部、四大全国性保险集团、四大全国性电信集团等金融及非金融企业，几乎囊括了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最高决策层和所有金融行业总部。金融街金融资产规模达到近40万亿元，占北京金融资产的82%，占全国的47.6%，控制着全国95%的信贷资金和65%的保险费资金。在这样的规模效应影响下，更多的商业银行和国外金融机构正在寻求入住金融街：光大银行收购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F3项目，总建筑面积90000平方米，而德意志银行和韩国新韩银行则一直苦于难以找到合适的“房子”未能成行。“现在包括中信银行等一批金融机构都排着队要入驻，需求和供给的缺口非常大。”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办综合科肖科长介绍说。问题相当明显，那就是金融街已经“满员”了。

　　尽管金融街也加快了西进的脚步，将原有面积的1.18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展了两倍多：总面积将达到4.77平方公里。但这几乎已经是空间的极限：再向西将面临中央政务区的挤压，东面已经压到了西单的门口，而向南北贯穿则面临跨区的尴尬——金融街去年实现税收776亿元，每平方米的年税收将近10万元，怎能与他人共享这样一个富可敌省的街道？

　　于是，这样的规模不但拼不过CBD，甚至与规划中的丽泽金融圈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丽泽金融商务区规划范围甚至达到五环的卢沟桥东区，总面积为8.09平方公里，计划投资额达到600亿元。

　　金融街的“满员”也让对手们窃喜：根据CBD管委会公布的朝阳区在金融方面的业绩，目前朝阳区国际金融企业总部数量达34家，首批在京注册的6家外资法人银行中，友利银行等三家已经进驻。“金融街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开发空间，这样下去不但打不过丰台，更打不过东扩后面积巨大的CBD。”首都经贸大学教授王得起评价说。

　　恰在此时，“宣武”来了个雪中送炭。“合并后的新西城，将使金融街的南延成为可能，从而为‘满员’状态的金融街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发展空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表示。而且，更加巧合的是，正愁无米下锅的宣武门国际传媒大道也因此成为了金融街最好的伙伴。

　　国际传媒大道的提出始于2001年，这个将宣武门到南二环路两侧开发建设国际传媒大道的设想，并没有能够如预想般为奥运会献礼，反而连遭不测。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凤凰卫视先后入住朝阳区，搜狐、网易等一批著名网络媒体选择海淀区。“通过把一部分金融机构分流到宣武门，金融街将获得广阔的南延空间，为金融街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赵燕菁认为。

　　在规划专家、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研究员齐心眼中，金融街和传媒大道的合作将成为新西城发展的典范：“通过南北合并，有利于对现有的空间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能带动南城的发展，达到南北均衡。”

 

                                 城南旧事里的旧事■ 洪烛
   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我走访过祖国大地上的许多座古都，发现城南大多为平民聚居区，建筑陈旧，商业繁荣，遗留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不知这究竟由历史还是风水造成?北京的城南也不例外，在市区地图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却密集着数不清的老字号商店、茶楼、饭庄、剧院(俗称戏园子)，以及明清风格的胡同与四合院。所以说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

   要想了解北京的老故事，那就闻着味儿追到城南来吧，城南的老人多，老房子多，老地名与老字号多，老树、老公园乃至老街道多。说到底，小城故事多。
   写到这里就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那电影我看过，在阶梯剧场的黑暗中我就有不同意见：这种剧本，只适宜用黑白胶卷来翻拍，朦朦胧胧的，达到某种怀旧的审美效果：拍成彩色的，无异于将破败萧瑟的寺庙重新油漆，看上去倒是金碧辉煌，但感觉总是假的。最终我只记住了作为画外音的李叔同的谣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我闭目臆想着湮灭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刘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啊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联、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火药味的鞭炮碎屑，就是门坎上跨坐着穿红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谁也不记得了)，就是一幅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我们就这样被往事拒之门外了。岁月才是落叶堆积的庭院里隐姓埋名的户主。
   城南原本没有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的范围相当于如今的地铁环线(即只有内城)，因蒙古鞑靼屡次跨越长城，兵临城下，守军怯于迎敌，只好在九座城楼高挂免战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均在九门之外，屡因边警而延误祭祀：即使圣旨命令增筑环包内城四周的外城，将城郊诸坛圈入高墙。由于人力、财力所局限，最终外城只修筑了环包南郊一段，使北京城构成倒写的“凸”字形。

   因为祭祀天坛必须皇帝亲临，其他诸坛可令大臣代祭，而天坛坐落于南郊，首先将南郊并入外城——城南或称南城。就这样在地图上诞生了。内城之中皇城占据了中心区，剩余的范围多被衙署、兵营等割据，北京被锁闭在铁笼子里：增筑外城，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市场与保障，城南便成为新兴的商业区。惜命的皇帝，无意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天坛在城南，天意与民心在城南，皇帝也不敢漠视，我深深记住了这一点。这恐怕是城南旧事里的旧事了。
   如今，北京的老城墙几乎全拆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城门楼了。但一出大前门(七十年代我常从一种老牌香烟的商标画上瞻仰)，我便恍然有强烈的回到城南的感觉。前门大街是不逊色于王府井的老商业街，譬如全聚德烤鸭店就在这里。

   读书人不妨再往南步行，去琉璃厂逛逛老古玩店和旧书市，你会遗憾无法换一袭灰布长衫踏访，而西装革履很明显会冒犯琉璃厂的温文尔雅。

   城南我最向往的是天桥一带，天气好的时候，街头能看见玩杂技的江湖艺人，当他们手端的草帽伸到我胸前，我能不掏几张毛票吗?我简直怀疑他们整整表演了一个世纪，多辛苦呀!一个世纪了，围观的人群在变，但艺人的表情没变，江湖义气没变，世界在变与不变之间。

   天桥更著名的是戏园子，我估计四大名旦全在城南披挂上阵过，至少梅兰芳老板解放后还在天桥唱过《贵妃醉酒》，许多名流曾去亲耳聆听。当然再后来，城南上演得更多的是《沙家浜》与《红灯记》了。
   在城南走得累了，可以随便挑一家挂旗幡的茶馆歇歇脚。和南方人不同，老北京爱喝的是茉莉花茶，但对茶具则很挑剔，最好是电影里清末遗老遗少捧的盖碗，旁边有高举大肚铜壶的跑堂殷勤地兑水。我浅浅的呷一口，忍不住左顾右盼：那些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在哪里呢?拉二胡的唱小曲的在哪里呢?拉车的骆驼祥子在哪里呢?京腔京韵的城南，怎么读都像一部毛边纸的线装书。都像老舍的小说。
  

   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即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京西另设了圆明园护军营，蓝淀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合称三大营。直至今天(仿佛一种传统?)京西仍有计多部队大院，东城与西城仍为政治机关和国家核心，有学生之城雅称的海淀是学院区，东边则有涉外饭店、商厦林立的使馆区。

   那么城南怎么样了?城南依然是城南，它的概念贴近于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龙须沟、廉价的日用百货、蜂窝煤、二锅头、菜篮子工程、祖传的手艺和乡野风味的集贸市场。城南是与上流社会权力、财富、政治、贵族相对称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换句话说，城南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我恰恰是这样一位怀旧的布衣诗人，我最喜欢骑一辆老牌的凤凰牌自行车，模仿东南飞，恨不得回到汉乐府时代，民歌的时代，背着锦囊的采诗官在寻找陌上桑。回到城南，我就觉得自己在微服私访，在深入民间。我更愿意作为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货郎，作为吆喝着“磨剪子来抢菜刀”的有手艺的师傅，而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回到城南。我穿过长椿街的红绿灯，车轮滚滚，热泪滚滚，一直往南去。

   我经过回民聚居区的牛街，正赶上牛街小学下课时间，一群群服饰群艳的小穆斯林鸟一样喧哗着拥出校门；而路边牛羊肉摊档的气息，带给我游牧草原之上的错觉，这也是极幸福的错觉了。

   再往前就是白纸坊了，明清两代造纸厂所在地，你能肯定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写在它出产的纸上的?城南有陶然亭，陶然亭没有亭子，但陶然亭的雪是京都一景。城南有大观园(坐落在白纸坊附近)，虽属仿建，但贾宝玉的梦还没醒，多少人还在接着做。城南啊城南，诗人的梦乡，古典主义者的温柔之乡，我的朴素的乌托邦。
   再说几个城南老地名给你听听。蒲黄榆，磁器口，虎坊桥，金鱼池，校场口，枣林前街，半步桥，教子胡同，南菜园以及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也琅琅上口。它们不用演绎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就是由星罗棋布的这一个个地名组成的。

   没去过城南，没去过城南的老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它不代表官方的北京，却象征着民间的北京，土著的北京，老北京。北京话和普通话还是有区别的(土话和官话?)，诗人啊，长安街虽好，但长安米贵、洛阳纸贵，咱们还是回民间去吧，否则你的民歌唱给谁来听呢?乡下没有霓虹灯，但城里也没有信天游呀!在城南租一所四合院(最好有枣树和辘轳水井的那种)，左邻右舍都是勤勉的工匠与菜贩，天井每天清扫，这就是我诗歌的别墅。
   归去来兮，田亩将芜。城南的法律是朴素唯物主义。城南是一面怀旧的镜子。哦，我是爱你的，草莽英雄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诗人的北京，布衣的北京!我作为北京城里的土著部落，聆听着民谣里的北京，白话文的北京，方言的北京……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至于远方拱卫的长城，只能算编外了——三重门之外的“城外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另外两道先后被拆除。

   最外层的京城虽然是解放后消失的，中间的那道皇城的夭折则要早得多。几乎可以是伴随着20世纪的抵临而敲响了第一记丧钟: 1900年，东安门在曹锟的“壬子事变”中被烧毁；左安门又于1912年倾塌；1917年拆除了东安门南段皇城城墙、西皇城根灵清官一带皇城城墙；1923年后又拆除了除中南海南岸经天安门至太庙以外的其余东、西、北三面皇城城墙……从此，皇城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北京人经常念叨的皇城根儿，确实只剩下“根儿”了。或者说，北京人只能凭借记忆来“寻根”了，寻找那被铲断的根。
　　外城墙遭到破坏，也同样始于解放前：1915年为在正阳门(即前门)瓮城两侧修建火车站，拆除了雄伟壮观的瓮城; 后来修筑内城环城铁路，又陆续拆除了朝阳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宣武门的瓮城及朝阳门、宣武门城楼，并挖开了许多道“豁口”以辅导交通。

   当然，北京城墙遭受的致命一击，还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被彻底“解除了武装”，解甲归田。它的面貌显得有点陌生。
　　其实城墙并不懂得疼痛，懂得疼痛的是人心。台湾作家林海音，不敢面对自己的“城南旧事”，那已是一座纸上的空城：“我常笑对此地的亲友说，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正如吾友侯榕生(1990年故)十年前返大陆探亲，回来写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她说，我的城墙呢?短短五个字，我读了差点儿没哭出来。”哭有什么用?假如孟姜女确曾哭倒过长城，难道我们的哭，就能使城墙重新站立起来?更值得一哭的并不仅仅是城墙的垮掉，而是在拆城墙时肯定曾有人欢呼：倒也，倒也!最令人悲哀的应该是精神上的损失与残缺。
　　我们的城墙呢?我们的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