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论乐辨证（上）

                 李壮鹰

【内容摘要】《尚书·尧典》中载有一段帝舜与夔的论“乐”文字，传统上一直被作为考察上古之诗乐情况和诗学观念的信史来使用。其实，它只是后人对古代的传说。这种传说固然也保留了某些上古的历史信息，但真史经过几千年传说的陶铸，也就存在着以讹传讹的严重变形。本文试从文字考辨和神话解析入手，力图寻绎出隐于讹变之中的历史原貌，期能在史前的文化形态研究上做一点工作。

【关键词】 夔  舜  巫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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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中载舜帝登基伊始，委命多位贤臣良弼掌典国要，其中与乐正夔有这样的对话：

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

“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段对话不但在历史上首次提到诗乐，而且相当集中而详切地论到了乐之中诗、歌、声、律的组成机制，鲜明地提出了“诗言志”这个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正因为如此，它在传统上也就一直被视为反映原始诗乐情况和古人的诗学观念的重要史料。如郑玄《诗谱叙》：“《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明诗篇》：“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都是把《尧典》关于诗乐的记载作为上古诗乐的发端和中国诗学之权舆的。

应该说，作为中国最古的典籍，《尚书》之中确实保存了不少上古时代的第一手史料，其对远古的记叙，也保留了相当成分的原始信息。然而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尚书》中有关唐虞时代的纪事，并非信史，而是后人所记的关于上古的传说。这一点《尧典》在一开篇便交待得很清楚：“曰若稽古”。所谓“稽古”者，即非时人对时事的记录，而是后人对古事的传说和追述。晋时于汲冢发现的古本《竹书纪年》，为战国时魏人所记的古史，其对尧舜禹关系的记载，与《尧典》中的记载出入很大。诸子中如韩非子等，征引古事与《尧典》龃龉而与《竹书》相合。这说明六国时《尧典》并没有被人当作基准性的史实给予公认，它与《竹书》一样，所记的也只是某地（可能是鲁国）之人所传说的古史，其定稿的年代要大大晚于所记载的年代。有些学者认为它定稿于战国甚至西汉时期。既然如此，直接凭《尧典》关于诗乐的记述来确定史前的中国诗乐的原始情况和有关的诗学思想的发生年代，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须透过传言对事实本身的种种歪曲和变形，仔细地剥开几千年来人们加在事实上的讹传和附会，才能将真正的历史还原出来。本文想就《尚书·尧典》中的这段论乐的记载，通过文字考辨和神话解析，对隐藏于其中的历史真实做一点辨证工作。

先说夔这个人。

在《尧典》所记载的“曰若稽古”的传说中，夔为舜帝时掌音乐之官。此说亦见于他书，按《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尧舜时“蘷龙教舞”；“蘷作乐以歌籥舞，和以钟鼓”。《路史》引《乐纬》云：“昔归典协乐律”，“归”即夔之声转。又，《吕览·古乐篇》：“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舜立，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高诱注：“质当为夔”（洪颐煊《读书丛录》卷十五谓“夔”与“质”之古文形近故误。愚按，夔、质二字古文不似，故二者之同源不可以字形证，当以声类求之。《路史·后记七》云：“少皥名质，是为挈”，挈又作契，商人所禘之始祖也。契、质一声之转，皆少皥之异名也。《左传》称少皥为“少皥挚”，“挈”即“挚”，亦即“质”。而“少皥”的“皥”，古与“皓”通转。“皓”、“喾”古音同，故“质”即帝喾。而据王国维考证，“喾”即“夔”也，见下文）。《礼记•乐记》云：“夔始作乐，以赏诸侯。”观其“始作”之说，可知夔在古人的心目中不但是一个教人以歌舞的音乐家、而且是创造音乐歌舞的乐神的形象。

按“夔”，甲骨文作“”，殷墟卜辞中屡称“高且（祖）”，可知他是殷人所祭祀的最高的祖先。据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的考辨，夔与五帝中帝喾之“喾”为一声之转，故夔即帝喾。而夔字在传写中又变形为“夋”（俊），故夔、俊又属一人，《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帝喾名俊”；《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夋”皆可证。而帝舜的“舜”，亦即“俊”字之假借，郭璞《山海经·大荒西经》注：“俊即舜字，假借音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舜，假借又为俊”。章炳麟《文始》：“舜，秦谓之荾，舜可读为俊”。《礼记·中庸》：“其所以谓舜乎”，郑玄注：“舜之言充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充’者‘允’之误字”，而“允”即“夋”也（王国维说，参见《古史辨》第七册载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又可参丁山《由陈侯因铭黄帝论五帝》，《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三本第四分）。所有这些例子，皆可证俊、舜古通。故舜与喾、夔又同为一人。《祭法》：“殷人褅喾”，而《国语•鲁语》作“殷人褅舜”可证。这是从夔出发来考辨，可看出他与舜在原型上的同一。

再从舜出发来审察，也可看出他与夔的一致性：在古人关于上古五帝的传说中，舜的“乐”的色彩是极为浓厚的。与《礼记·乐记》的“夔始作乐”的记载相呼应，《山海经·海内经》也说“帝俊有子八人，实始为歌舞”，而帝俊即帝舜，上已证之（《广博异记》迳作“舜有子八人，始作歌舞”）。《尚书》载舜作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尚书大传》载舜“奏钟石笙管”，歌《卿云》与《日月有常》。《竹书纪年》载舜本人“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韩诗外传》载：“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而天下治”；《世本》载“舜造箫”；《吕氏春秋·古乐》载舜修《九招》《六列》《六英》。……所有这些传说，都可以看出舜作为音乐家形象的影子。又按《国语·郑语》有云：“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其将虞幕与夏禹、商契、周弃并列，则可见虞幕为虞国开族之祖也。据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考证，“虞幕”，即《帝系记》中所记之舜祖“句芒”（虞与句、幕与芒，皆一声之转），句芒生瞽叟、瞽叟生舜。而《郑语》既言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说明他是典乐者。再据《吕览·古乐》载：尧时“瞽叟乃伴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名之曰《大章》”，则舜父瞽叟亦为典乐者也。其实“瞽叟”即“瞽瞍”，或曰“瞽矇”，是古代对宫廷盲乐人的称呼。《左传·昭公八年》讲虞族世系：“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说明虞舜世代以典乐为职（刘盼遂《观堂学书记》引王国维曰：“虞舜之先祖世掌乐官者也”）。盖上古学问统于王官，畴人子弟转相传授，故术数之承传多为世袭（按《礼记·学记》引古语云：“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江永《群经补义》：“谓弓冶之家，其子先学缝裘揉箕之事，使其习熟，则冶弓易为”。是上古畴人之业世袭之证）。舜祖、父既皆以乐为职，则舜亦当为乐人矣（详参汪中《述学补遗·瞽叟说》）。况舜在传说中又与瞽叟形象相叠，比如他的“重瞳”的异人之相，总使人联想到眼睛的“矇”。又，舜之国号为“虞”，而“虞”为歌舞之义（见下证）；再从字形上看，舜字、（巫）字、舞字，皆以“舛”为脚，而“舛”实乃舞步之形也（见下证）。

这也就是说，在古代传说的文化原型中，作为音乐家的夔与作为帝王的舜的身份是重合的。这正是在上古“乐”亦即巫术文化中，巫师兼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身份的写照。帝俊在《山海经》所记载的传说中，兼天神与人王于一身；《尚书》的《吕刑》《康诰》等篇中，亦称禹、稷、颛顼、尧等人王为天帝，此亦是远古巫师双重身份的反映（参见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杨宽《中国上古神话传说综论》）。又按《山海经·海外西经》记云：“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瑝”；《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楚辞·天问》：“启棘宾商，九辨九歌”，亦叙其事）。夏后开，即夏后启，夏代开国之君也，《山海经》中关于他乘龙而舞，又上天做客，得天帝赐舞乐的传说，当为他身兼巫师，跳舞以降神之事在传说中的变形（《墨子·非乐》引逸书《五观》谓“启乃淫溢康乐，将将金石，苋磬以力，万舞翼翼，章闻于天”亦同）。又，《吕览·顺民》记汤时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而据《庄子》所记，《桑林》乃上古舞名，故《吕览》所谓“祷于桑林”者，当为跳《桑林》之舞而祈雨也（参见刘师培《舞法起于祀神考》）。这也说明商汤既是帝王，又是巫师。其实，细检甲骨卜辞，可发现商王本人作舞的不少记录，诸如“王乍槃隶（舞）”（《殷墟书契前编》4.16.6）；“王其羽舞”（《前编》60.20.4）；“王隶（舞）兹年”（《殷虚书契乙编》上2327）之类，皆为其例。古巫、舞同字（见下文），舞者皆巫，祭祀中商王亲舞，此商王兼有巫师身份之碻证也。古巫覡之舞，有一种两足不相过的常用步法，名曰巫步，又称“禹步”（古来道典记巫道作法，多有“禹步戟手、披发诵咒”等描写。禹步，《荀子·非相》和《尚书大传》皆作“禹跳”，可见它与跳舞的关系），《扬子·法言》：“巫步多禹”。巫步从禹步来，亦可见禹为能舞之巫也。《史记·夏本纪》载关于禹之形象的传说：“声为律，身为度”，意谓其发声合乐节，步态中律度，亦即《列子·汤问》中所述倡者之“歌合律、舞应节”，《文赋》论歌舞所谓“赴节以投趹，应弦而遗声”也。故司马贞《索隐》注云：“言禹声音应锺律，今巫犹称禹步”，这正是一个活脱脱的歌舞着的巫师的形象。前文谓舜、舞、皆以“舛”为脚，而“舛”实与禹步的“步”字形为一，皆象两足跨踏，此为古舞之基本形态，故舞以“步”称，而舞、巫、步古音亦近也。《楚辞·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为靈修之故也。” 靈修，称楚怀王也。而楚人称巫为靈。以巫称君，当亦为上古君、巫一体之遗习（楚灵王称号迳用“灵”字，桓谭《新论》谓其“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可知其尤耽巫觋之习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称蘷为“乐正后蘷”，“乐正”即典乐之巫祝；而“后”，在上古是对有天下之帝君之称。这个在后世看起来含混、矛盾的指称，也正反映上古时代君巫合一的历史事实。巫祝之“祝”，本字为“兄”，而“兄”与“王”不但古韵同部，其古声所属之晓、匣二纽亦相涵括，故二字最古时发音为一，当不成问题。这也可以作为古时巫、王一体的旁证。

上古巫师与君王既为一体，则巫术与政事亦必合一，《论语》谓古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说明那时除了战争，国事之中心就是巫祭活动。尧、舜之建国，号为唐、虞。“唐”者，甲骨文作，据侯外庐氏考证，它是乐器鼓的象形：为手摇之鼓，为象征其发声的义符，而“唐”字之字声亦采取敲鼓之音(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虞”为“娱”之古字（《一切经音义》卷三引张揖《古今字诂》：“古文虞，今作娱。”）本字为“吴”，甲骨文象载歌载舞之状。国以乐器、乐舞为标志，这正是远古时代“以乐为治”的表现，而那时的“乐”就是巫术。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商以前的社会，就是以巫术作为主要政治手段与社会精神支柱的时代。

迨至商、周二代，我国社会逐渐从蒙昧事天的巫术走向理性的人本主义，但长期的“以乐为治”的观念仍有极深的影响。故商、周二族，皆奉夔为元祖。商人所祭之最高元祖为夔已见卜辞，而他们传自己之始祖为“契”（见《史记·商本纪》）。按古夔、契二字同韵部，而夔、喾、契又为双声，故“契”之为名亦系由“夔”化来（夏祖为启，商祖为契，周祖为弃。启、契、弃音近，皆为古乐神夔在传说中之声转也）；又，“契”，《史记》中或作“禼”（《广韵》：“禼，殷祖也，或作偰，又作契”；李按，通检《广韵》，禼、偰、质、挚，古音皆同），盖亦“夔”字之形讹也（参见丁山《由陈侯因铭黄帝论五帝》引杨筠如说）。另外，《史记·周本纪》又谓周先祖“弃”为帝喾之妃所生，而前文已证，帝喾即夔也；《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帝俊生后稷”，后稷为周族之二世祖。而帝俊亦夔也。这就是说，商、周世系中的多位祖先之名，皆从夔中生发而出。另外，商、周之国号，仍以乐器为标志。按“商”甲骨文作 ，而象钟形，“口”为表发声之义符也。从音韵学上考之，“商”与唐虞之“唐”古音同，《齐侯鎛钟铭》：“成唐”，王国维《古史新证》说：“‘成唐’即‘成汤’”；《史记·五帝本纪》：“汤汤洪水滔天”，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汤’音‘商’”。商、唐古音既同，则义必近，此“商”为乐器之另一证也。“周”字古文作，字下之“口”为义符，而字上之“用”，宋戴桐《六书故》释为“镛”之古字，故“周”之本义亦为钟镛之形也。但商周、尤其是周，虽在宗统和国号上因袭了古代乐治的形式，不论是社会体制还是人们的观念，都已不可与巫术时代同日而语。周人对政治的重视，表现为在传说中对过去历史的不自觉地修改：故在《尧典》所记载的传说中，作为历史原型的“”这个政、乐合一的原始偶像，已经分裂为帝王与音乐家两个人物。这正是历史的发展从原始的乐文化前进到礼文化、由政乐合一演变为政乐分立，并以政统乐的反映。

又，本节舜所言“命汝典乐，教胄子”之语，亦值得注意。它虽然不是唐虞时代礼乐教育的纪实，但它确实反映了古代教育情况。按远古时，巫术性的“乐”为社会群体之灵魂，故有国者对子弟的教育，亦以“乐”为最主要的形式。换言之，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是音乐教育。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二云：“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所言符合实际。《尚书·禹贡》：“声教迄于四海”，声教即乐教也（取刘师培说，参见《古政原始论·学校原始》）。传五帝时所建学校名“成均”，舜时学校为“虞庠”，殷人学校为“瞽宗”（见《春秋繁露》），而“成均”为调和音乐之义，“虞”为歌舞之义，“瞽宗”为奉祀乐师之义，三者皆与“乐”有密切关系。西周学校名为“辟雍”，《诗·大雅·灵台》：“于论钟鼓，于乐辟雍。”可见直到西周时，学校还是习乐之地。《周礼• 春官·宗伯》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亦谓乐官以乐教生徒，使成此六德也。汉代太常典乐亦兼教育之任，当是对古制的继承。后世学校教育者称为“师”，是因为最早的教学者由乐官担任，而上古乐官称“师”，如《周礼·春官》所载“大师”、“少师”之类是也。刘师培云：“观舜使后夔典乐，复命后夔教胄子，则乐官即师，周代乐官名太师，或即因是得名”（《左盫集》卷一《成均释》）。

“祖述尧舜”的儒家对我国两千年文化教育有巨大影响，而追根溯源，儒者实祖于蘷。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夫儒以六艺为法”；郑玄《周礼注》：“儒，以六艺教民者”。“六艺”之灵魂在礼乐，而乐教又在礼教之先也。故《尧典》中以乐“教胄子”的蘷，为儒者不祧之祖。“儒”之得名亦从“蘷”来。《说文》：“儒，柔也”，而“柔”即“蘷”之古音；郑玄《三礼目录》：“儒之言优也”，而“优”不特为“蘷”之声转，亦为古乐人之称也。胄子，长子也。我国周初建立长子继承制，故王之长子可称国子。但后来国子的范围扩大，成为王子和卿大夫之子的统称。据《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可见周以后能享受乐教之国子不只王太子，而包括一切贵族子弟，这是周代在贵族教育面上的扩大。然它的基本教育形式依然是“乐”，这是对五帝以来古制的继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