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八号公馆的一餐厅，畅谈起了八十年代，朋友老李说，她当时在《十月》杂志上看到这部小说，阅后激动不已，一直难以忘怀，后遇北京老四中的人，均言：你们四中了不起，出了一礼平。她说，你能帮我约约他吗？我请他吃饭。我笑了，抄起电话打给了礼平，很快传来他的声音，我说我正与你的粉丝在一起吃饭，大家在缅怀当年，礼平呵呵乐着：王斌，我在山里开车呢，到时与她见一面没问题，我们以后再聊。

      我的这两位朋友均比我大几岁，也就是说文革时她们是红卫兵级别的人物了，而我，只能当一红小兵。

      我们都属于红色后代，我们都怀念那个无私无欲的理想主义年代，所以聊起来颇多感叹。

      老李说我最近读了《大江大河一九四九》，我说好书，但只是前四分之一好，后面就没大意思了。老李的女儿点头───她属八零后，毕业于美国的一所电影学院，学的是制片，老李希望我能给她讲点什么。我能讲什么呢？我问，你回来适应吗？她严肃地望着我：不适应，她说，在美国多单纯呀，人都挺安静，可一回家就觉得乱，都变了！

      我与老李又聊起了国共两党的内战，她与小秋的父辈均属新四军一部，小秋还笑说她母亲当年出身于一富贵之家，后因赴上海报考大学，途经江南某地，想起父辈之托去看望一名亲戚，那人就在新四军，结果去了就没走成，因为新四军的干部问她，国家都要亡在日本手里了，你还要读书？先打日本鬼子吧。就这样，她母亲八了新四军，一天，上面告她有人要娶她，是她的直接上司，她问，是高个子团长还是矮个子的领导？如是矮的，我不干。对方笑了，说，正好是高个的。小秋说，母亲在加入新四军后仍告诉上级，一旦日本鬼子打败了，她还要上学。我告诉小秋，其实真正在抗日前线正面作战的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共产党只在后方打点小游击战，偶尔还袭击一下国民党军队。如此。

      我感慨国人之间为点政治歧见打得血肉横飞，不值，都是我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呀，我看龙应台的那本《大江大河一九四九》最大的体会就是，为什么人骨肉同胞要兵戈相见，为什么要彼此视若仇敌不共戴天？当然我亦知历史永远是一未解之谜，有许多沧桑往事只有任后人来评说，可生命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不堪承受！

     小秋说了一句，我爸临走前就说，我一生中杀了许多人，现在他们来找我来了，我能看见他们。

      小秋的父亲是前国家一大部的部长，经历过战争的枪林弹雨，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但到了弥留之际，居然发出这样的惊恐之声。我们告小秋，你父亲到了晚年还知道忏悔，已属不易。小秋大大咧咧地说，哪里呀，我看他是害怕被鬼魂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