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买”是怎样由惠民变虐民的
　　梁发芾
　　历史上，有一种赋税，叫做“和买”，成为小民最为沉重的负担之一。其实，它本来并不是赋税，就像“和买”字面意义说表示的，它本来是一种买卖，是有偿的，和平的。
　　虽然广义上说，“和买”是指国家向老百姓购买物品，但一般把国家向百姓购买粮食叫做“和籴”，因此，“和买”实际上主要是指国家向老百姓购买丝绸布帛之类纺织品。在宋朝，国家向老百姓征收“两税”，所谓夏税秋粮，夏税中包含丝绸布帛之类，主要供皇室消费，也有用于军人服装的。不过夏赋的定额并不够宋朝廷的需要，因此，宋朝政府又拿出一些钱，向社会购买这些物品，就是和买。夏税是农民必须给政府无偿缴纳的，而和买则是有偿卖给政府的。在宋朝，政府从老百姓那里和买的纺织品的数量，远远大于无偿的夏税。用今天的话说，和买是一种政府采购行为。不过与今天不同的是，今天的政府采购中，政府可能会与商人合谋，抬高价钱，浪费纳税人的钱；而历史上的政府采购，皇帝舍不得花钱，总会压价而侵害小民利益。
　　“和买”起初是预先向农户提供资金，然后由农户给国家上交丝帛之类，因此也叫“和预买”。这本质上是政府给老百姓提供了一种贷款。在历史上，南方生产纺织品的农户们，经常被资金困惑 。他们常常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向富户们借高利贷，因为利息很高，造成农民的贫穷。这时候，政府提供资金，对于农民是有利的。因此，在宋朝初年，这种预和买丝织品的做法，是对农民的一种优惠照顾措施。地方官员总是愿意给自己家乡多争取这种优惠，而没有给当地的老百姓争取到这种优惠措施，还受到老百姓的攻击。朱熹曾经写到，“旧抛和买数时，两浙运使乃绍兴人，朝廷抛降30万匹与浙东，绍兴受14万。是时都吏乃会稽县人，会稽又受多。惟余姚令不肯受，为其民以瓦砾掷之，不得已受归，而其数少。”有些官员为自己的家乡争取了更多的额度，而不愿争取更多的额度的，居然受到老百姓瓦砾袭击。也有资料记载说，“越州诸县争认多数，惟嵊县知县以官与民市，久必为害，独不肯受，民皆怨之”。
　　应该说，这个嵊县的知县是一个目光如炬的老到官员。他知道，老百姓与官家做交易，老百姓最后一定会吃亏，这种交易最后一定是小民的大害。非常显然的道理是，交易基于自愿的，平等的，等价的，有偿的协议，而和买交易中，交易双方地位不平等，官方手握着对老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不守协议了，翻脸了，你怎么办？
　　嵊县知县的忧虑，不幸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本来，既然是买卖，那么，买卖多少，都是双方自愿的。但和买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从历史上看，一开始，国家就给地方下达指标。虽然开始时价钱还公道，而且是预付，相当于低息或无息的贷款，老百姓是欢迎的，甚至希望国家给予更多的指标，但这种指标本身就已经说明，这种买卖并不是一般的买卖，国家给了指标，你必须按照这种指标去完成，生产多少不是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的。而当和买逐渐成为老百姓负担的时候，和买的指标是强迫摊派的。算然皇帝也不断下诏禁止摊派，不过那就像今天反腐败的红头文件一样，不过是具文而已，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效力。
　　官府制定了指标的和买，逐渐就成为老百姓的严重负担。
　　最开始的时候，是不能保证按时给钱。政府规定，和买的本金，要在每年的正月15之前一定送到农民的手上，农民必须在8月份交上纺织品。在执行中，和买的钱常常并不能按时发到农民手上。而实行中，也常常不给现钱，而是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顶替的情况。比如用贬值的交子，甚至和尚的度牒等顶替。有些地方给食盐，甚至盐钞，自然，食盐的价格一定是被定的相当的高，因为食盐是政府专卖的，他想定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这种情况下农民就吃亏了。
　　如果官府真正能用食盐去交易农民的布帛之类，虽然农民不情愿，交易不公平，还不是最坏的事情。事实上，久而久之，钱没有了，食盐之类代替的东西也没有了，而农民给国家“卖”多少布帛丝绵，却是必须按定额和时间的要求完成，不得拖延，这一点也不能含糊。早些时候，农民给国家缴纳他们的纺织品的时候，政府大概还有一个什么欠条之类的，说以后给他们付钱。但是，这样的白条子越来越没有意义，最后的情况是，政府真正的赖了账 ，后来，干脆，白条子也不给了。这样，和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无偿负担的赋税。这种情况大概在北宋的后期就已经很普遍了。虽然连皇帝都嘴硬不承认，还不断下诏要求给百姓付钱，但这些诏书全部成为一纸空文，毫无疑义。
　　农民遇到水旱强盗之类，拿不出指标规定的那么多的纺织品的时候，只好到外地去购买，然后完成任务。而政府除了不付钱之外，还巧立名目，在每匹丝帛上，加收数百文的头子钱，市利钱，靡费钱之类。一些官吏还向农民借和买绸绢，说是借，当然是不会归还。
　　这时候 ，有一种特别适合地痞流氓的活计也就兴起了，那就是当揽头。一些地痞流氓和官府勾结起来，作为承包人，到乡下去收取绸绢。这些人到了乡下，狐假虎威，向百姓敲诈勒索。如果老百姓亲自去官府缴纳，与揽头串通一气的官府就会吹毛求疵，百般刁难，老百姓受不起这种折腾，只好把让揽头代自己去缴纳。历史记载说：“人户输纳夏税、和买缣布等，近岁贪吏至与专、库分利，故凡民户自赴官输纳者，往往多端沮抑，不堪滞留之苦，则委揽纳之家而去，民有倍称之出，官受滥恶之物”，“比来州县受纳官不得其人，间有徇私自吏，凡揽子等赉到，更不问纰疏长短，一切受之。若人户亲纳，哲吹毛求疵，稍不及格，即以柿油墨煤连用退印涂渍。”老百姓除了交给揽头，任揽头盘剥外，别无选择。
　   官府不但赖掉应该给老百姓的价钱，还要征收一种叫做“加耗”的附加税，叫做“秤耗”，百姓纳折帛银，官府也往往“以加耗为名，大称斤两”。官府向老百姓收取“加耗”，是中国赋税征收史上的固有传统。老百姓缴纳粮食，就会加收“鼠耗”，“雀耗”之类，就是说，粮食被收到国家仓库后，会有老鼠和麻雀偷食，会有耗损，这些耗损是预先让农民负担的。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加耗的数额，可能比正税的还多。在明清时期，不少地方已经不再征收粮食，赋税改成白银的时候，一方面还要加收“鼠耗”，“雀耗”之类，另外又增加了一种，叫做“火耗”。难道老鼠和麻雀也吃银子？当然，火耗是针对银子的，因为小块银子要熔铸到一起的时候，据说有损耗，这损耗也得老百姓承担。在宋朝，你给他缴纳纺织品的时候，他也加上耗损，叫做“秤耗”。本来一匹丝帛的定额是11两，但是官府要加收若干两的耗损，让你交13两或更多。耗损加多少，没有一定之规，总之是取决于官员的心肠黑到什么程度了。
　　这种情况下，政府向老百姓有偿购买的丝绸绢帛之类纺织品，已经完全成为老百姓向政府负担的一项正式税负。老百姓必须的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数量，将规定的物品送到规定的地方。
　　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还不是最可恶的。
　　政府本来是向老百姓买纺织品。你不给钱也就算了，但是，官府又要从中谋取利益。纺织品价格上涨之后，政府就开始打另外一个注意，就是要钱不要物品了。他们不给老百姓现钱买布帛，而是要老百姓给官府交现钱。这种做法，历史上叫做“折色”。给官府缴纳的物品叫本色，折成现钱的就叫折色。这时候政府不要本色要折色，这种钱叫做“折帛钱”。因为纺织品价格上涨了，政府就按照最高的价格折算。小民为了缴纳折帛钱，必须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卖了，变成现钱；因为人人都急于去市场出售至进口出的产品去完税，纺织品的价格就下降了。农民在这种折腾中损失就非常大。朝廷和官府运用这种折变而赚取利润，是古代赋税中很常见的事情。
　　宋朝孝宗时期，一个叫做程叔达的人上奏说：“方今民间苏纳税赋，惟和买最为流弊之极。其始也，官以钱、盐折支，其后既无钱、盐，但据岁额直科本色，又其后不用本色，乃以直科之数折纳价钱。今一缣之直，在市不过三数千，而折纳之价乃至七千”，就是说，市场一匹缣的价钱是三千多文，而给官府交折帛钱，却要七千文，实际上增加一倍。又有臣僚上奏说：“诸路州县输纳夏税，令人户纳折帛钱六贯五百，却遣人于出产处收买轻绢，每匹不过两贯五百，起作上供，支散军兵，实为公私之害”。一匹绢的市场价本来是两贯五百文钱，但是，官府却要老百姓缴纳六贯五百文，足足多出四贯。而官府却又回头去市场以两贯五百文钱购买，上交国家完成任务，中间这四贯的差价，当然被官府官员们白白拿走了。
　　从历史的记载中看出，这种罪孽深重的和买纺织品，主要用途是“上供”，就是给皇帝进贡的。其次非常重要的也是给皇帝的生日的礼物。皇帝的罪孽如此。
　　和买本来是作为惠民的措施实施的，也许是古代皇帝为百姓所办的实事。但是，这种惠民措施最后成为那样的结局，在历史上非常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