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预料中的那样，黄光裕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牢狱生活。又一个“首富”落马了，又一个“大佬”倒台了，又一座神像坍塌了，又一个偶像黄昏了……这种凄凉哀婉的场景和意境，颇为符合我的一个定义：“人生中最凄婉的事无非美人迟暮、英雄末路、前列腺被堵住。”

黄光裕是“英雄末路”了。公众们以略带“仇富”的心态拍手叫好，媒体们以幸灾乐祸的姿势上蹿下跳，辩护律师抱怨量刑太重，竞争对手开始弹冠相庆，而与黄光裕一样擦不干净屁股的富豪们则继续在忐忑不安中压抑与思量，一边企求得到上主的饶恕，一边寄望于逃过法律的追缉……各异的心态，相同的多巴胺刺激，大同小异的力比多冲动，因为黄光裕，一下子迸射了出来。

作为前中国首富，黄光裕曾经是一个“中国梦”的代言人，他寄托了在一个大时代中，草根如何通过勤奋与努力挣扎崛起为精英的梦想。人们喜欢做这样的“黄光裕梦”，也喜欢将黄光裕塑造成一座神像，顶礼膜拜，上香供奉，以求获得“赢在中国”的可能。

可是谁也没有看到“黄光裕梦”的“阿喀琉斯之踵”；谁也不愿意看到隐匿于“黄光裕梦”中的阴翳；谁也不愿意承认，“黄光裕梦”或许仅止一个梦而已。

以黄光裕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草根企业家，他们有着中国人所拥有的大多数美德，聪明，勤劳，努力，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他们也拥有其他的东西，愚昧、迷信和毫无信仰可言，这是压在他们身上的重担，当他们无法负荷的时候，他们会寻求其他的逃避之路，赌博、包二奶、行贿和攀附权贵。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时代中，他们曾代表着一个灿烂夺目的“黄光裕梦”。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是大时代的小访客，他们也以共同的堕落，鉴证充满恶习、腐败与腥臭的“黄光裕病”的存在。

“黄光裕病”是一种无法定义的绝症。当“黄光裕梦”启动的时候，黄光裕们依靠聪明、远见和勤奋，以拼了命的愤怒扫荡财富。生存的压力、贫病交加的童年、被践踏的草根生活，无一不使他们深刻理解财富权的重要，为此他们可以使自己的底线变得更低，使自己的道德标准更下垂，即使没有地球引力的存在，他们也愿意将其降到地平线的下方。

当他们习惯了视他人如草芥，视法律如玩物，视伙伴如粪土，视公权力与财富权为生命的时候，他们告别了曾经的草根生活，以财富精英的面目，染了一身的“黄光裕病”。他们已经习惯了践踏他人、挑战法律、攀附权贵，以金权交易完成自己从草根到权贵的角色转换。他们是转换了，但是他们不再是一个梦想。他们仅止是病人，染了“黄光裕病”的中国病人。他们不再代言“中国梦”，他们所代言的只是权力的软化与利益的媾合。

《白鹿原》中，死后尚且晃荡着六寸的朱先生教导我们要“学为好人”。朱老夫子如此简单纯朴的道理，似乎是治疗“黄光裕病”最好的药方，如果那些染病者尚未病入膏肓的话。不幸的是，病人们从未觉着自己有病，他们似乎发了誓要“生于黄光裕梦，死于黄光裕病”。在这一代病人觉醒之前，在他们疏导好自己精神的前列腺并且真正之前“学为好人”之前，我尚未看到任何有价值的希望。对于当下的中国，对于当下的工商界，或许这才是最凄婉的事。

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曾说，“中国整个历史中，对于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古旧的三位一体制，总是痛恨的。”在当下的中国，财富精英们的突然崛起，使“赢在中国”和“中国梦”成为一种可能。可是倘若那些精英们不能善用上苍的恩赐，不能使自己赢得超越财富的生命价值，那么他们只能游走在道德的地平线下，跳跃在法律边缘，依靠冲动和投机进行权力媾合。对于这些黄光裕们，人们依旧“总是痛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