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曲泥石流灾害背后的人祸因素不能忽视
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截至9日晚间，已造成337人遇难，失踪1148人。如果这些失踪人员大部分死亡，那将是国内又一次因灾死亡的惨剧。从目前公关媒体的报道看，舟曲的地质山体构造十分松散，是孕育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温床。据《舟曲县志》记载，1950－1990年，舟曲境内有记载的较严重的山洪、泥石流等水害多达23次。1987年一场暴雨使十多个乡镇受损严重。据称，日本地质专家曾多次来这里考察，认定为世界第一大泄流坡。从这些因素看，似乎舟曲就是个天生的泥石流高发区，爆发严重灾害是迟早的事。不过安邦研究人员发现，天灾背后的人祸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且是更需要反思的原因。同样是《舟曲县志》记载：“50年代县境森林覆盖面大，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平衡，空气清新湿润，以后由于大面积开荒、毁林，水土流失严重”。近40年间，舟曲全县总播种面积从10.63万亩增加到了21.53万亩，平均每年增加2725亩，县内各乡40度以下的坡地如今已被大部分开垦。经长期关注舟曲水土流失问题的一位兰州大学教授哀叹，开垦坡地不仅严重破坏了植被，而且破坏了地质环境，开垦出的土地不仅未给当地群众带来经济效益，反而造成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加剧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除了开垦坡地，修建公路也增加了爆发泥石流的隐患。新中国成立后，舟曲的公路交通获得了长足发展，两郎公路在2002年被拓宽至10米。但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修路需切坡削方、炸山开路，导致岩体松动、坡脚开挖，从而引发了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更激活了昔日的老地质隐患点。据水利部统计，中国现有水土流失总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含风蚀），已占国土面积的37.1%，且不仅广泛发生在农村地区，还发生在城镇和工矿区，几乎每个流域、每个省份都有。如果存在这种广泛的人为破坏，一旦遭遇较大的洪灾，灾害就会普遍爆发。

限制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想法完全错误
中国的农业领域缺钱吗？当然。但国内政策高官日前却表示，不欢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长期经营。据中国经济网报道，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7日在海口指出，有人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已经过时，通过土地的流转集中实行规模经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引导城市工商企业进入农村，以工商企业化的经营替代农户经营的情况。对此，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陈锡文说，我们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鼓励他们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鼓励开展农产品的加工营销，鼓励开发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没有能力开发的闲置资源，但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他说，如果仅仅要解决农业的效率问题，办法有的是。工商资本下乡之后，确实使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都大规模提高，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实际上任何工商资本下乡租赁了土地之后，不可能把原来土地上工作的所有农民都雇佣下来，否则一定会亏本，大部分农民就要离开土地到城市中去，到流动中去；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改变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农民从过去一个经营自己土地、生产产品的业主，蜕变为一个给别人生产产品的雇工，这对农民心理，对农村社会结构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农业最高决策机构的官员，陈锡文的讲话具有相当强的政策意味，但正因为如此，他限制工商业资本驻留农业的表态令人惊讶。中国“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与农业缺少资金不无关系。要保护农民，关键是要在土地制度改革上有突破，以产权制度来保障农民的利益，而不是限制工商资本的进入，将它们拒之门外。

中国正步步走向“中等收入陷阱”
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就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即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中国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但在我们看来，胡鞍钢所指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恰恰说明，中国正步步走向这个“陷阱”。如贫富差距问题，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指出，中国自1992年开始，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并且近年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出上涨趋势。早在2004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4，这一数字已超过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而2004年之后，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再如资源环境问题，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增长，造成一个单位的GDP必须投入相比发达国家数倍的资源才能获得，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瓶颈已经让增长难以持续。还有广为诟病的腐败，最可怕的是，中国的腐败已经呈现“落势化”倾向，表现为只要与公共权力相关的行为都会发生异变，有调查显示腐败被认为是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诱因。而政治改革方面，胡鞍钢更指出，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从种种情形看，如果没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中国将难以避免地走向“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人就活该喝不到高质量的牛奶？
今年6月1日起，由卫生部批准公布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其中共包括66项具体标准，这是“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的一次重大修订，因此也被称为乳品新国标。但其中有两大焦点问题。其一是蛋白质含量，新国标中，蛋白含量每100克含2.8克，这个数字低于国际标准3.0克，也低于1986年旧国标的2.95克。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王加启认为，目前中国奶业有76%都是散户养殖，在精饲料投入不足，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奶蛋白含量；而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将标准下降的原因归为企业无法生存，他指出国内奶企能超过2.95标准的基本不到一半。另外，此次标准降低也似乎与三聚氰胺有关，据李胜利分析，正是因为达不到企业的收购标准，一些人为了把牛奶卖出去，宁愿铤而走险添加三聚氰胺。焦点之二是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被业界惊呼为一夜倒退25年。更有舆论指出，这个乳业新国标让“中国原奶质量降到了全世界最低”。实际上，谁都知道，菌落指标过高会直接影响牛奶的安全性，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名誉会长骆承庠指出韩国的（菌落总数）是7000，相比之下，差距何止千倍。在我们看来，不管理由如何，为了保证企业生存，为了种植户的牛奶能够卖出去，而不惜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何其的荒谬！反过来说，在如此的保护伞下，国内奶制品行业将变成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中国消费者恐怕以后要长期“享受”低质、不安全的牛奶了。

俄罗斯学者分析中国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多次举行学术会议，对中国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对于影响和制约中国发展的诸多因素，更是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不少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中国目前的粗放式发展已难以为继。进而，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可以放弃超高积累？而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背景下，又是否能将超高积累与增加消费成功地结合起来？而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正在制约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历史博士别尔格尔指出：“在中国，‘解放思想’是常态的，并且是持续的，然而却很难称中国的‘解放思想’是全面的。因为它更多的是触及经济关系，而很少触及意识形态和政治。”此外，中国政府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未能对社会保障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商业化已触及了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居民不得不将相当部分的收入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而且，近年来一些社会问题异常尖锐，如失业增加；城乡发展、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化等都产生了严重问题。俄学者还认为，人口问题也是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老龄人口在不断增加，儿童的数量却在减少。在粮食问题上，虽然中国的蔬菜和粮食都基本有保障，但一旦遭遇歉收或者自然灾害，就没有了多余的粮食。俄学者还提到了能源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生产了自己所消费石油的大约65%，其石油消费量要比产量增长得快。中国不但需要天然气，电力也很匮乏。总之，俄学者认为，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前景将会令人堪忧。

国际清算银行称中国的储蓄率将大幅下降
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可能要改变了。国际清算银行（BIS）日前发表报告称，中国储蓄率将会在未来10年内出现大幅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老龄化会减少家庭收入同时却会增加家庭开支。报告中称，居民储蓄率大幅降低意味着中国的银行系统将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大规模信贷，而为了吸引到足够的储蓄存款，中国央行也将不得不提高利率，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连续多年高速成长的超低利率环境也将不复存在。报告称，除了老龄化之外，中国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也将是导致储蓄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单纯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计划刺激国内消费市场，依靠内需拉动经济，这种政策势必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下降。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高储蓄率和超低利率的最大受益者，相反这类公司由于效率低下，资金使用率并不高。真正从中国超低利率政策中受益的是那些资金周转效率高的企业。过去20年来，中国储蓄率大幅增长。1990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居民储蓄率为39.2%，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经激增到53.2%，远远超出美国的12.2%。即便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仍然高高在上。如日本2007年储蓄率仅为27%，印度2008年储蓄率仅为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