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川岛芳子是否真的逃脱了法律的审判可能性分析？

关于川岛芳子是否真的逃脱了法律的审判，目前有新的版本，主要基于以下的考虑：这是一张陈年的老图，其中不乏川岛芳子的影子。

一、隐藏的现实可能性：

曾有人提出质疑：川岛芳子虽利用国民党的腐败采取特殊手段，以“替身”逃脱死刑。但在新中国的人民*专政，公检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严格管制下；又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她何以能隐居30年而未暴露，令人迷惑不解。根据考证的全过程显示，川岛芳子之所以能成功地隐居新立城30年，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为长期隐姓埋名隐居而不暴露，必须面对现实，收敛个性，低调生活。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已被处以极刑死亡。活在现实社会人们视线下的是整日吃斋念佛的“方老太太”。从而，决心脱胎换骨地收敛往日的我行我素、*不羁的个性；改变奢华无度的生活方式，变成为一个具有平庸、温顺性格的家庭妇女形象，重新做人。

第二，严格遵循隐居规矩，谨言慎行，不与任何外人联系，深居简出，除房东逯家以外，与屯邻农户不进行任何来往。她只是夏秋两季住在新立城，而冬春季节大半年时间则前往浙江国清寺。躲过了每年村民最爱串门的春节，因此很少引起屯里其他人的注意，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三，依靠乡情，周密安排，避免麻烦。农村村风朴实，人性单纯。而且当年吉林省农村对常住的外来人员管理，一般均由生产小队或生产大队队长掌握。川岛芳子租住的是逯兴凯大伯父的房子，而逯兴凯大伯父女儿的丈夫王振海正好就是下齐家窝棚屯生产队队长，全屯由他当家，又有亲戚关系，当然就不会发生任何麻烦。

第四，适应国情，遵纪守法，不和任何人发生矛盾。劫后余生的川岛芳子虽然无户籍，但她始终适应国情，在新中国祥和、安定的社会秩序下，遵纪守法地生活，没和任何人发生过矛盾纠纷，与世无争，没有做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俗话说“民不举，官不究”，因此，尽管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均没有涉及到“方老太太”。

第五，与世无争，清淡生活，不贪图任何利益。她在新立城虽长期居住，但均随季节变迁，夏秋来，冬春走，在当地没有户籍，不参与包括粮食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在内的任何农业生产资料分配，与当地不发生任何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与世无争，清淡生活，不谋取任何利益是她成功隐居的重要原因。

第六，遁入佛门，潜心修行，是其最好的护身符。川岛芳子在新中国办理了佛门“皈依证”（居士证）。作为佛门的俗家弟子，拥有“皈依证”，在没有实行居民身份证的时代，它实际上起到了身份证明的作用。何况，川岛芳子除了在新立城齐家村居住外，佛门寺庙是她唯一的去处，这也是她最好的隐身场所。

第七，小心防范，巧妙装扮，安度平庸而平静的隐居岁月。川岛芳子自知自己身份，始终小心防范。另外，在房东逯兴凯和去过她“家”的陈良的心目中，“方老太太”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她有个在四平工作的老伴段连祥、女儿段续擎、外孙女张钰，总来探望她并与她做伴……在外人看来，川岛芳子的正常平民生活，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第八，生死之交的好友鼎力相助。川岛芳子在新立城生活的30年里，曾有“七哥秀竹”和于景泰短暂的陪伴；段连祥始终如一的关照，并曾与川岛芳子以夫妻相称，又将女儿段续擎做川岛芳子的养女，对段续擎来说，“方姨”就是她的第二个母亲。对段连祥的外孙女张钰来说，“方姥”就是她的第二个姥姥。段连祥祖孙三代陪伴着川岛芳子度过余生，直至1978年谢世。为川岛芳子排遣了近30年的孤独和寂寞。这对死里逃生的川岛芳子而言，该是何等的无私的感情；为她的隐居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

二：历史可能性的借鉴：

1、很多战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被蒋介石利用而来跟共产党作战：比如冈村宁次被奉为上宾。蒋介石放走冈村宁次为首的大部分日本战犯，参与南京大屠杀者只有3人获刑.蒋介石对侵略自己国家的外国人，有着离奇的度量和宽大。他对自己同胞中的异己，绝不放过；但对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却“看来很像是同志”，亲热异常。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桂林《中央日报》载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向参政会报告，说战犯处理方面，“计经审查认为罪行成立者，共计二千八百七十九案，被害民众可考者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但是据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却说：“全国各法庭统计共受理战犯二三八八名，除南京大屠杀案罪魁谷寿夫、蹂躏港粤之酒井隆等主要战犯，经判处死刑以昭炯戒外，其余二千余名，悉以罪嫌不足，经宣告无罪或不起诉，遣回日本。”
　　　　　　
　　　　　　石美瑜所说的“罪嫌不足”的二千余名，自然就是谢冠生报告中“罪行成立”的二千余名，显然最后还是被国民党给放了。何应钦《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团安全保障》演说中，对日本人明说：“对于战犯以其为非做歹在贵我两国之间闯下滔天大祸，处置虽较严峻，但一至中共进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际，本人即设法征得盟总同意，将当时羁留上海的贵国重要战犯二百五十余名，遣送返日，交由盟总送巢鸭监狱执行，其中一部分服役成绩良好，且先后予以假释。”

2、蒋介石内部的清除汉奸工作本身就是流于形式，比如大汉奸周佛海就因为献宝给蒋介石被戴笠收尾庇护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周佛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后沦为汉奸。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1923年毕业回国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12月，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潜入上海。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1943年透过戴笠、杜月笙等人连络重庆国民政府要求「戴罪立功」。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3、对这类事情的处理蒋介石历来就是睁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在执行死刑的时候，派了一些人监督，但是对于从事多年特工工作的川岛芳子而言要瞒天过海简直犹如轻车熟路易如反掌。

综上所述，川岛芳子逃脱世界法律的制裁的可能性应当为99%。

背景报道：冈村宁次回忆录：

由重庆飞抵南京的蒋介石立即派人通知冈村宁次来陆军总部会见。上午9时半，冈村宁次按时到达，蒋介石面带微笑，对这位降将问候有加：

　　蒋介石（下称蒋）：“你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地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方便。”

　　冈村宁次（下称冈）：“深感厚情，生活蛮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冈：“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冈：“完全同意。”

　　以上这段话，出自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冈村在回忆录中还说：“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和蔼近人，深感敬佩。”感激之余，冈村宁次匠心独具，专门为蒋介石、何应钦撰写了一篇《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军事论文，阐述国共军队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特点，建议国民党军队如何利用共产党军队的弱点，采取特别战术予以应对。

　　设计逃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被列为战犯，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冈村宁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难免，终日忧心忡忡。

　　为使冈村宁次免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蒋介石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几经斟酌，蒋介石最后拍板．借口遣返工作尚有许多事情未了，仍需冈村宁次留下处理。194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蒋介石肆意包庇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激起举国共愤。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予以无情揭露、鞭挞，其他报纸也同声响应。1946年12月29日《大公报》发表合众社延安17日电：“第一号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宾，为此正受到延安的责难。”

　　在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交付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但在公审之前，国防部王俊中将奉命透信给冈村宁次：“根据国际情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您和松井太久郎列入战犯名单，但暂不归国受审。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毋庸挂虑。”

　　其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照会中国政府，要将冈村宁次引渡日本，出庭为受审的甲级战犯作证。蒋介石指示外交部，以冈村宁次身患疾病推托。1948　年3月29日，冈村宁次经蒋介石特许，转赴上海疗养，被安排住进一所非常幽静的王宅，对外绝对保密，淞沪警备司部派出便衣军警，对王宅实行严格保护。

　　1948年8月23日，人们期待3年已久的对冈村宁次公审终于开庭。在法庭上，冈村宁次百般推诿狡辩，拒不认罪。最令旁听者愤慨和不能容忍的是，由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为冈村宁次选定的辩护律师江一平竟然以辩护为名，为冈村宁次歌功颂德，建议免罪。冈村宁次对辩护人敢于大胆为其辩护，深表感激。以至于事隔多年后的1961年，冈村宁次赴台北，曾专门拜访江一平，对其再度表示谢意。不久，冈村宁次申明“有病”，要求保外就医，很快就得到国防部恩准，由监狱搬出，仍住进王宅。

　　何应钦、汤恩伯力主判处无罪

　　何应钦召集战犯处理委员会、司法行政部、战犯军事法庭诸方官员开会，讨论对冈村宁次的最终判决。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主张判冈村宁次无期徒刑，而何应钦跟被冈村宁次称为另一个“中国好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则主张判其无罪。为此，汤恩伯特地面见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在停战时有功，应判无罪。即使在法律上构成犯罪，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从反共前提出发也宜宣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何应钦、汤恩伯的意见，但提出：“虑及舆论及国际影响，勿作即时宣判而以待时机。”

　　时间进入1948年12月。辽沈一役，蒋介石丢了东北。共军紧跟着又发起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不得不作退守江南的打算，严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周密部署江防。

　　12月7日下午，汤恩伯派少将参谋龙佐良驱车王宅，把冈村宁次请到其私宅。待冈村宁次到达时，汤恩伯亲自下阶迎接，如待上宾。一番热情寒暄、互致问候之后，汤恩伯则开门见山地表功，告知冈村宁次，他是如何求蒋为其免罪获准的经过。听完汤恩伯的叙说，冈村宁次一个劲地点头感谢。接着话入正题，汤恩伯把冈村宁次领到军用地图前，说：“共军渡江，必在长江下游，请就如何固守长江天险，发表高见。”冈村宁次根据自己长期以来对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研究，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毫不客气地操起教鞭，指指点点，滔滔不绝地陈述了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汤恩伯频频点头，他的参谋人员，则一一用笔记下。谈话约1个小时。1949年元旦，汤恩伯携带礼品前往王宅，向冈村宁次祝贺66岁生日，并再次与之交换了关于江防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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