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全国哀悼日需要“地方版”

杨于泽

       根据国务院决定，昨日全国举行哀悼日活动，对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遇难同胞寄托哀思，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此前，我们已为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举行了全国性哀悼，此次已是第三次全国性哀悼了。为重大灾难罹难者举办全国哀悼日活动，在我国已然形成惯例。

       这种全国哀悼活动，动辄牵动13亿之众，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轻举妄动”。到目前为止，全国哀悼仅仅牵涉重大自然灾害。重大自然灾难为害惨烈，死难者众，全体国民牵肠挂肚，全国哀悼正其所宜。但有些矿难、空难之类事故，死难者往往不少，很多人也是念兹在兹，我们该不该举办哀悼活动？

       也许，以中国之大，这类事故累加起来太多，老是举办全国哀悼日活动确有不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当死人的事没发生一样。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是，举行地方性哀悼活动，化全国哀悼日活动为“地方版”。地方版的哀悼日由官方举办，至于其他地方想要寄托哀思，可由民间组织和倡导。

       哀悼死者，代表着人类的文明状态，它通过情感的表达将人们联系起来、凝聚起来。哀悼活动基于个人的情感层面，很多时候又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由国家权力为普通死者组织哀悼活动，表明了权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而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实现了对民族、国家身份的宣示和认同。

       对于三次全国哀悼日活动，舆论评价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国旗为普通死者而降，意味着权力由高高在上正在变得“和蔼可亲”，个体生命价值得到极大彰显。作为全国哀悼日活动的政治效果，国民对国家与政府的认同感增多了，国家的凝聚力增强了。

       最近若干年，我国导致重大伤亡的事故频发，尤其是矿难，死难者少则数人，多则以百计。今年3月，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38名矿工罹难。2005年2月，辽宁孙家湾煤矿发生矿难，死亡多达214人。每次事故发生后，都是政府出钱赔偿死者，便告缮后成功，而人情缺位，人心若有所失。

       但矿工的生命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集体罹难，应当得到生者同情。相比于自然灾难害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矿难死者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这不是我们不哀悼的理由。比山西王家岭矿难稍晚，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发生矿难，死者29人，但美国举行了全国哀悼，总统亲致悼词。罹难矿工是在劳动中不幸罹难的，他们为国家现代化付出生命的代价，从道义上讲，他们完全有理由得到我们的最大尊重与最多敬意，任何对他们的漠视都是不道德的。

       在一省或者一市的范围举办哀悼活动，官方司仪，民间参与，寄托对罹难者的哀思，不仅完全可行，而且非常必要。哀悼罹难同胞，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体现了对每个死者个人价值的承认，既是对死者及其家人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精神激励。哀悼活动将对官员产生政治压力，使他们加强安全监管，力避事故与哀悼频仍，这种压力也是正面的。

       地方性的哀悼日活动还有一个价值，就是利用地域性素材进行生命教育和爱的教育，使人们敬畏生命，懂得爱人，特别是爱身边的人。官方经常说要对公民进行美德教育，但空洞的说教效果有限。集体哀悼那些天灾人祸中的死难者，可以教人们理解爱，使人心变得柔软，并增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