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博文中，我提到中国在解放前基本没有受到包豪斯的影响，并不是说没有受到现代设计的影响。我国最早的设计教育，应该是从图案、工艺美术开始的，而最早参与这个工作的人都是早期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其中有陈之佛、庞薰琴、雷圭元、郑可这么几位先驱。
陈之佛
陈之佛应该是中国最早出国学习设计的人，他是浙江余姚人，十五岁入学县锦堂学校农科预备班，1916年毕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留校任教，编写了第一本图案讲义。1918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课学习，是第一个到日本学工艺美术的留学生，陈之佛当时是公费留学生。他在二十八岁学成归国，受聘上海东方艺专图案科主任，这时候他开始从事书籍设计，设计了《东方杂志》这些出版物。他还在上海创办尚美图案馆。他在三十二岁南下广州，在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担任图案科主任，在中国第一个开始了图案课程。这个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是1922年由胡根天创立的，当时地址应该在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在广州艺术教育历史中，陈之佛的这个地位很少有人提到。
陈之佛在广州工作两年后返沪，任上海美专图案系教授，三十五岁赴南京执教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图案、色彩学、艺术人体解剖学及美术史，开课著述，颇多建树。陈之佛的教育影响了三个地方：上海、广州、南京。抗战爆发后，北平艺专、杭州艺专内迁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重庆建校，1942年陈之佛出任校长，二年操劳而病倒不得不辞职返回中大。陈之佛在中央大学执教的岁月最长，原中央大学七个院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师范学院改为南京师范学院，其中艺术系改设南京艺术学院，并由陈之佛担任副院长。解放后他应文化部之邀，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是中国比较早期的设计史教材，到1962年初，当编撰告一段落，他回南京休假，终因操劳过度，突然脑溢血急救无效，于1月15日病逝，享年66岁。
关于陈之佛和包豪斯的直接关系，我迄今没有看到，估计主要是来自日本设计教育的间接影响。目前提到他曾经介绍包豪斯到国内的，仅仅有张道一的《尚美之路》一书中提到的，说他在1929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现代表现派之美术工艺》一文，介绍了工业产品设计，涉及包豪斯。查这篇文章，陈之佛提到的是Breuhaus，德国没有这个学校。如果陈之佛提到这个名称是正确的话，应该是建筑家Fritz August Breuhaus (1883 –1960)，因此估计陈之佛并没有直接介绍过包豪斯，但是他推行的图案教学，工艺美术教学，是最早间接受包豪斯设计教育影响而形成的。
庞薰琴对设计教育的推动更加直接，庞薰琴（1906－1985）在1921年在震旦大学学医，后辍学，留学法国叙利恩绘画研究所（Academie Julien）和格朗特歇米欧尔研究所。1932年回国后，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美术学校任教，与倪贻德等组建了中国艺术史上第一个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1936年后分别任教于北平艺专、四川省立艺专、华西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广东省里艺专、中山大学。1940年代后受时代影响，转而认同现实主义风格，与人共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现代美术会”。1949年在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后是浙江美术学院，现在是中国美术学院）任绘画系主任、教务长等职，1953年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研究室主任。1956年参与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副院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撤销职务，遭到批斗。文革期间任装饰美术系教师。1979年恢复名誉。
庞薰琴的回忆录《就是在这样走过来的》，这是了解中国和现代设计关系的很重要的一本文献。我最早看到这本书是在1989年，当时是在美国访问的庞薰琴的女儿庞涛送给我的。当时我注意他提到自己去参观包豪斯校舍，是在1929年，这是我看到最早的国人参观包豪斯的记载，对德骚包豪斯校舍的设计有很详细的记录。而庞薰琴本人回国之后多年努力于设计教育，奠定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基础，也应该是受到包豪斯的影响的。
这个时代出国学习设计的还有雷圭元，李有行、祝大年、沈福文这些人，其中雷圭元留学法国，其他几位都是留学日本的。他们回国都带回了现代设计教育的思想。特别是李有行，他在1938年和庞薰琴等人合办了“中华工艺社”，1940年成立了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他担任校长，比较明确的提出了艺术和技术的结合，他当时在学校中开始的基础课中，已经有类似后来构成课程的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图案教学，这是一个很突出的发展。四川艺专还出版了校刊《技与艺》，概念非常前卫，这本刊物第一期中，对教育体系也有系统的阐述，中国早期的设计教育体系，在四川艺专的探索中很特别的强，因为庞薰琴先生在抗战时期也在这里教学，因此在他的回忆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中有记录。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庞薰琴在1945年和陶行知先生讨论艺术设计学校的概念的讨论。
在宣传现代设计、包豪斯方面，在上海也有所见，设计家张光宇在1932年出版了《近代工艺美术》这本书，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介绍现代设计教育，其中提到了包豪斯，当时是翻译为伯绥司（Bauhaus）的。这本书是上海的中国美术刊行社出版的。
说到包豪斯和中国，要特别看看中国建筑领域中包豪斯的影响。如果说对产品设计、平面设计来说，包豪斯仅仅是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在建筑方面，包豪斯在中国的影响应该说是比较直接的，并且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得以体系化发展。不可轻视。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建筑开始影响上海。包豪斯作为一种系统的现代建筑思想与现代建筑教育体系对上海产生影响始于40年代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它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人才培养上，也反映在一系列建筑作品包括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上。包豪斯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折射出了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接轨的进程。20世纪20年代，对于上海来说，甚或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传统的西方建筑式样才刚刚传入不久。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而言，它们已足够“现代”。因此盛行于上海20年代的及20年代之前的西方复古主义建筑与后来出现的新建筑之间并非像欧美那样表现为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相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新的建筑式样只是又一种比新古典主义建筑更为时髦的新式样而已。因此，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从西方传入的大量新结构、新材料等现代建筑技术与差不多同时流行于上海的西方传统建筑形式如新古典主义风格之间也就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冲突。在上海，学院派的传统建筑师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土木工程师之间从来就未有过建筑设计观念上的冲突。
20年代中叶，来自欧洲的现代建筑风格波及到了上海。作为依然不落时的西方复古风格非常自然地和现代建筑风格揉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上海建筑的时尚风景线。
这种“时髦”倾向在一些老牌大型建筑师的作品中有着明显反映。当时上海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老资格建筑师事务所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一直以娴熟的新古典主义设计风格著称，它设计的汇丰银行大楼把上海的西方新古典风格推到了顶峰。上海建筑新风格的另一个先锋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建筑师邬达克（L.E.Hudec, 1893-?）。30年代，随着上海新风格建筑的逐步出现，邬达克的设计风格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并从此成为上海新风格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大力推动者。他极其引人注目的新潮设计立刻受到上海建筑界的广泛注意，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上海最有影响的新潮建筑师的地位。
邬达克这个人很传奇，我看他的背景，简直可以拿来拍电影素材用。他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建筑世家，21岁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学院，又作为军官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2年后当选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会员，却不幸被俄罗斯军队抓获，送到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1918年，25岁的邬达克从战俘营流亡到上海，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语言不通，没有熟人亲友，完全赤手空拳投入谋生，在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当助手。7年后，32岁的邬达克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从1918年到1938年，邬达克留下了几十件建筑作品，有不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上海的标志，比如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花旗总会、四行储蓄会大楼、沐恩堂、广学大楼、市三女中五四大楼、达华宾馆……，还有一些医院、学校、教堂、公寓、别墅等等，这些作品现在都被列入了上海建筑保护单位，也是上海最早一批现代建筑。他的建筑风格其实很多元化，从新古典主义风格、Art Deco 风格到纯粹现代主义风格都有，在那个20年中间，他成了上海建筑界最著名的建筑师，一个人对一个城市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不多见。而通过他把当时欧洲正在探索的现代建筑，包括包豪斯概念引入上海，并且成为建筑体现，也是他的贡献。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在上海真正的大规模传播，始于1942年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创办。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黄作燊应圣约翰大学工学院院长、著名土木工程师杨宽麟教授之邀，筹办建筑系。黄作是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根据中国的记载，他是在1937年去哈佛大学跟格洛比乌斯学习的，但是从时间上来看，格洛比乌斯创建哈佛大学设计院是在1938年，黄作燊跟他学习应该是这个时间，也就是和贝聿铭同一年进入哈佛大学建筑研究院的。由于直接受教于现代建筑大师，颇得现代建筑真谛。他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一开始就试图引进包豪斯式的现代建筑教学体系，强调实用、技术、经济和现代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摇篮，开创了中国全面推行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先河。
40年代，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部分教授在教学的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建筑设计业务。1946年上海市成立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着手进行大上海都市计划。当时的规划设计工作小组的8名成员中就有5人是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他们是R.Paulick、A.J.Brandt、陆谦受、钟耀华及系主任黄作燊本人Paulick兼任总图组的组长。在“大上海都市计划”初稿的每一张图纸上都留有他们的签名。大上海都市计划完全按照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原则进行规划，运用了卫星城镇、邻里单位、有机疏散理论等现代城市规划概念。“大上海都市计划”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局势而未能得到实现，但对后来的上海城市规划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R.Pau lick在参加“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同时还主持制定了闸北区的重建规划及其行政与商业中心的详细规划。文远楼的建成体现出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已走向成熟。
1949年中国解放。1951年，圣约翰大学解散，各个系科分别并入各有关院校。1952年，中国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系科调整，原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与原之江大学建筑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系、同济大学土木系等组成同济大学建筑系，原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部分学术思想在这里得到延续。但是，由于接下来国家一味强调向苏联学习，提倡从苏联搬来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鼓励民族建筑传统的复兴，包豪斯的建筑思想被当成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遭到批判。从此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
从这段历史来看，中国在1970年代以前，并没有出现过系统的介绍包豪斯的情况，包豪斯的思想，或者是通过间接的影响，或者是通过建筑设计，少量的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出版著述中，也只有零碎的提及，没有系统的介绍。
2010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