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华按： 此文是在不久前我的一篇同题博文基础上修改、补充完成的。发表在本月出版的《新闻与写作》专栏中。我补充的内容强调了价值性——即人们的愿望——对于人类跨文化传播可能性的重要意义。这个观念，是我多年前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波恩的一篇散文《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中获得的。最近读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专业主义》，发现其中谈到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包含了这个观念。

       美国察普曼大学的华人学者贾文山教授，前不久来我们学院做了一次跨文化传播的系列讲座。其中一讲，介绍了“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当代完成这个理论的学者汀-图梅（Ting-Toomy），出生于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在美国上学和从事研究，有着幸福的跨国婚姻的。[①]而这个理论的文化源头——“面子”，则来自19世纪末叶美国一位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敏锐观察。

      贾教授在最后的讨论环节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可作为具有普世性传播理论的资源？

　　这个问题勾起了我长期以来的一种感触，那就是：每当我与外国人接触、交流（其实很少，也不深入），或者我看到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功地实现了有效交流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浮现出一句最初源自《论语》，后来被编入《三字经》的话：“性相近，习相远”。这算不算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传播理论资源呢？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论语•阳货》篇中，就这么孤零零地搁着的一句话，没有上下文。后人一般是从教育、教化的语境对它的解释。而在《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紧接着开头的两句“人之初，性本善”，则纳入了对人性的全称判断。但是，我觉得，以孔子对人性的透彻认识和他宽容的文化观来看，它是指向“跨文化传播”的。比如，《论语·子罕》中就曾记载有孔子有“欲居九夷”的想法。

　　 “性相近”，指的正是人类的共同属性——北京人，外地人，中国人，外国人，人都是差不多的。而“习相远”，则指的是文化差异：语言、社会习俗、文化心理，以及美感、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等。其中“性相近”是基本的条件，它是人类得以相互交流、理解的基础；而“习相远”，则往往构成人类交流理解的障碍。正是因为“性相近”，所以，人类无论有什么文化的、语言的、种族的隔膜，在本质上是可以相互交流并相互理解的。就如，“面子”，本来是反映中国人际交往的特殊概念。但是，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够为西方人接受，作为他们解释人际交往的理论模型，这本身就说明——“性相近也”。

　　在我这个跨文化传播学术的外行看来，人类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取决于人类的“性”和“习”这两个因素到底谁的影响力更大。其中“性”，虽然看起来是一种稳定的东西，但却可能是超验的，难以实证，容易越说越虚，就如“性本善”和“性本恶”一样从古到今莫衷一是。但“习”——人类不同的文化、语言、习俗和观点，却是历史的、动态的，也是变化之中的。人类各个民族在在相互隔绝的历史中形成并且沿袭的差异性，正在人类文化相互交流的当代历史中得以改变。这是可以实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充分交流、理解的可能性问题，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证明或证否；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即意愿和信念问题：我们是否愿意实现这样的目标？是否相信这样的目标可以实现？这一点直接影响文化交流的信心和效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文化思考，曾经给我这样一种认识：文化和文化的差异是很坚硬、很沉重的。就如著名学者朱勤所说的“文化既然被说成无所不大，无所不能，张嘴就能呼吸，那就是第二个大气层了。大气层怎么能改造呢？”[②]——这不免令人对跨文化的交流失去信心，但是，贾文山老师的跨文化传播观则似乎更为轻松、有信心。就以他介绍的四种跨文化传播视角（perspectives）来说，其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的理论，看起来是他很喜欢的。这也是我喜欢的。因为这个理论不承认有不变的文化本质。它突出的是传播，而不是文化。而“传播”的功能，就在于改变“文化”。“传播”是一种创新变革的力量。而且，我觉得它使人对异于自己的文化更为宽容。

　　如果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文化思考给我们这一代人内心印上的“文化决定论”的沉重印记，那么，这种“建构主义”的文化观，之所以带给我一种解放感和轻松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我也怀疑它低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尽管如此，我喜欢这种理论。这是我的一种价值态度。

　　概言之，人类不同的文化，或者说人类中的所有不同，从消极的方面看，只是人们各自独立的历史生活的遗存；而从积极的方面看，它们就是人类的丰富性本身。

     因此，我觉得，“性相近，习相远”，作为一种对人类的普遍认识，作为一种对人类不同文化之间有效交流的信心，它可以作为具有普世性传播理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