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
——浅论深圳特区如何深化体制改革？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墨子》
30年前在深圳搞对外开放，主要为了打破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景下，一潭死水的不利局面。而现在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解决发展中的体制和矛盾。这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破除因循守旧的思想，破除怕担风险的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突破常规，谋他人所不敢谋，为他人所不及为。最终，在体制创新制度变迁中，形成内生型发展动力。才是正途。因此，这将是一场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甚至牵扯到整个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所以，不可能从传统的体制衍生出新的发展机制，它需要革新思想，用体制创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来突破旧体制的约束。时不我待，打破固有增长路径依赖已迫在眉睫。决策者当以壮士断腕之勇气，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已有政策，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决不能心存侥幸，延宕改革时机，以俟国际环境稍有好转重回熟悉的增长路径。果若此，则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难得之机遇将不复存在。（2010《学习时报》）十二五马上就到了，实现充分就业的指标若想提高百分数，我看想不转变都难啦。不转变就没有活力，没有动力。没有经济内生增长力，要实现发展目标，不是空中楼阁就是天方夜谭。
中国转型举步维艰。难道不需要一群像任仲夷那样，刚烈正直、敢于杀出一条血路的领导干部？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难道不需要敢跟领导拍桌子，把人民放心中的改革英雄？转型需要勇气，而这等勇气缔造的将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那些沿海特区的把乌纱帽别在裤腰带上的急先锋，我们今天的生活会不会象朝鲜那样没有活力（当然我不是笑话朝鲜的意思）？30年后的深圳！你能让中外人民更加了解民族的血性、拓荒牛精神，并为之深深感动嘛？ 政治体制改革，就从深圳出发吧！ 对星辰而言，十年是沧海一粟；对蝼蚁而言，十年是辗转轮回； 对每个人而言， 十年是一段介于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距离。从2010至2020，对于每个有理想的青年来说，都是关键的十年。怎么把握住这一时代脉动，则要看国家为他们创造的发展空间是否足够大。深圳是个创业的好地方，华为、中兴、腾讯等一大批本土企业迅速壮大起来，他们成长的密码是什么？还不是因为深圳有一个比较适宜青年人创业的好环境吗？ 拿出相当比例的款项扶持小企业、转业军人、大学生、社会青年等相关人群进行早期投资吧，把这项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象公共事业品一样来对待。毕竟政府可以调动的资源比私人更有效率，也担当着注重公平、不可替代的角色。由于政府的参与，也可以更好的保障创业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实现多方利益均衡的问题。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让敢于，乐于创业的人获得资金资源。以创业带动就业，打造橄榄型社会。改善社会结构，催生更多的中产阶级。服务于收入在金字塔底层的创业者吧，因为他们也有创业梦，他们占大多数。这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实际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周其仁认为，企业家直觉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服务，市场分额和利润，要取得成功，至少还需要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能够汇聚到这一位企业家手里，按照其直觉（理性的直觉）来生产产品或服务。我赞同周先生的这个观点。问题是，政府并没有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汇聚社会资源的良好环境和体制基础。这方面，德国绿党的施政理念值得借鉴参考。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政府由于信奉不负责任的政治、经济伦理，如“高消费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繁荣”，“最大的民主和自由是为生存而竞争”等观点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要求人类应该具有社会责任：第一，公共权力机构不仅要重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且要重视人类社会内部自身的稳定控制。第二，要消除剥削、暴力、贫困现象，特别要“关心工人阶级的生活并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必要的方便和条件”。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正义”和“平等”（注释：参见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64页）。
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国家创新机制都很重要。现在解决问题并不象以前那么容易了，许多问题都已经高度复杂化。这要求我们必须以“整体观”为出发点，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生态等各类领域，归纳出有用的、能够被调整的“结构”来，作为组织进行决策的依据。而不是继续采用“头疼医头、肚疼医肚”的办法。我到认为，随着社会体制的不断“慢热”，政治体制改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宝总理为什么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学人民练习太极柔力球？这不是随意做出的动作。这个跟羽毛球差别很大。一个轻巧的小羽毛球，还要我们用蛮力狠狠的打，而一个沉的沙球，用蛮力却打不动的，但却可以接力打力，让球随便围着你转。思考与运动一体．玩时间长了，就可以不要拍子了。球也可以换大些的。玩这个游戏的真谛：慢热，持久，跟上球速，伸展全身去迎、引、抛。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由此可见，推进社会建设，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对于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再说国家创新机制建设。想当年，韩国遭遇惨烈的金融危机。由此引发全面经济衰退。有关部门一致认为，除政府干预过多、金融资本市场扭曲、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落后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国家创新力不足。韩国因此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危机后时代，韩国当局对以往的经济做了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下定决心加强国家创新体制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鼎立支持创投事业的茁壮成长。他们深入宣传技术创新和创业投资的益处，激发了韩国人民创新创业的巨大热情，民间资金进行创业投资的巨大热情。也正因为这些基础，创新创业则成为一股洪流推动着韩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创业投资具有纠正政府过度干预的机制作用，毕竟创业投资是一项制度创新。我们在总结韩国发展创投事业的经验之时发现。他们的成功主要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韩国的创业投资体制和环境的建立是由政府统一建制，在非常短的时间就把整个体系建设的完整和严密。包括机构设置，法律法规、科研体制改革，创业基金、孵化中心、税收减免等等。应该说，韩国的创业投资在3年内得到迅猛发展，与政府的重视和周密部署是密不可分的。当时韩国政府还出资设立了创业投资公司和基金，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操作，政府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股东身份和作用。政府还全资设立了茶山创业投资公司。我认为政府这些措施可以看作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纠正。比如，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投资初创企业。而政府全资控股的茶山创投，专门对种子期和创业期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就集中体现了这点。
另外，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元大跌，人民以其高度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感，纷纷向国家捐献出自己的黄金和硬通货，稳住了韩元汇率。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这种情形只有在基本上不存在严重腐败的法制社会才是可能的。如中国也发生类似韩国及东南亚诸国那样的金融货币危机，人民是不会献出自己的外汇黄金的。一则人民手中硬通货原本就不多，二则人们不信任掏空国家造成危机的腐败的官僚买办。只有在大规模严厉而彻底的清查惩治腐败后，才能恢复人民的信任。如丧失外汇导致汇率大跌时能立即向国外借到大笔硬通货稳住本位币汇率，也能避免财富的进一步流失和严重的经济灾难。总结过去，我们总以为政府能大公无私的为人民谋幸福而推动改革进程，却忽略了政府是由各类动机不同的人所组成，政府各部门均在追求短期本身利益的极大化，公与私经常并不一致。因此，必须仔细检视政治力造成改革不前的阻力所在。事实上，中国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发展，重要的是政经制度的成熟与稳定。政府急需面对的是市场化过程中，市场游戏规则不清楚，官员权责不明，所引发的贪腐问题。这个问题如能解决，盘活社会海量资金、投资新型战略产业、促进中国崛起便指日可待。
我们知道，经济理论不仅涉及经济现象，也涉及各种社会现象的整体，而且必需和历史动态中的各种因素相互契合。胡祖六呼唤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理念我是认同的，但我们更应该提醒企业家们必须要能充分掌握整体社会结构和历史动态的脉络及其发展趋势，并能动员足够水平的人力资源，才能确保其创新的实践和其冒风险行动的成功。我们要突破。突破什么呢？中央说，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想这可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点啊。就是突破过去以官员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由企业家、创业家来主导，由出色的公民来主导。事实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官员体系全面控制了中国金融业。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官员系统的控制之中。中国正规金融系统真的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吗？我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搜索引擎的百度，全部是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成长起来的。这个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事例，其实体现了中国创新型企业在利用中国金融资源上的一种普遍的无助。因此，我们说中国真正的麻烦在于：看上去不可一世的“中国模式”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不对称”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正在证明中）。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也就可能迅速褪色。这就是中央为什么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所在。换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保民心，保民心就是保执政权，就是基业长青的法宝。
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来，我比较倾向借鉴参考德国绿党的做法。当时，绿党把系统论和生态学作为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通过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来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原因有三。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人类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生存和发展条件开始恶化，从而使人们产生了紧迫感和危机感；第二，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性，这使人们更加从哲学的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高度相关性；第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等方面存在的“痼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感，甚至不满。所以，人们希望出现新理论、新运动来改造资本主义。绿党应天时而生。绿党在争取群众的宣传战中特别强调生态平衡与社会责任感。绿党的组织活动方具有较强的基层动员能力。其组织活动方式采用了“分散化的集中制”，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资产阶级政党的“官僚集中制”或“高度自由体制”有很大的差别。绿党强调一切领导机构都要由基层直接选举产生，必须体现基层党员的意志，而不是党魁、党阀的意志。绿党反对政党组织中的官僚制，认为多层级的官僚制结构阻碍绿党党员之间的交流，容易使党组织脱离群众，也与绿党所宣扬的“社会平等”思想不相容。绿党的基层具有独立、自治的权利，这使得绿党的组织结构具有扁平化趋势，较为松散，却有高效、灵活、民主、自治的特点。绿党在组织原则上强调：反对党内等级制度，反对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第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使之成为绿色政治运动的骨干力量，并在代表市民利益上起到喉舌作用。绿党的这种组织结构往往能起到动员群众的特殊效果。以拥有超过5万名党员的德国绿党为例，其最高权力机构为联邦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最高领导机构为联邦理事会，设两名有同等权限的发言人（相当于党主席），实行“双人领导制”。理事会下设州和地方委员会。基层组织为各类公民倡议会和环保团体，这些基层组织在党内是高度自治的。由于公民倡议会与环保团体几乎活跃在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领域，所以绿党吸引了一大批铁杆的支持者。总之，绿党在现代政党政治中由于倡导了一种“新政治向度”而逐渐被一部分选民牢固地接受。因此，“绿党并不是一个暂时性政治现象，而是在大多数欧洲政党体制中成为一个持久性因素……
回到中国，可以说，中国民族没有骄傲膨胀的恶习，但却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与不甘落后的顽强精神。做天下中心，是中国民族基因中牢不可破的先天意识。中国民族对种种的“落后”都是深以为耻的！大清时期，GDP全球第一（光靠农民和简单工业就能混个全球第一），但经济结构却是全球倒数！日本虽然GDP当时很弱，但打你没商量。GDP当大便什么吃啊，整天叫嚣GDP。央企要实现 GOOD TO GREAT 的结构性变化，重组整合的趋势是明晰的。央企不仅要是中国中央的企业，还要致力于成为世界“中央”的企业。GE、西门子、博世、维珍、ABB，这样的企业，中国一个也没有。怪不得柯林斯认为，那些推动激动人心的变革和实行翻天覆地重组的公司，几乎注定不能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飞跃。只有当你做事的方式可以使人看得到并且感觉到动量在积蓄时，人们会欣然的站在你的一边支持你。相反，那些希望略过积累阶段，直接跳跃到突破阶段的公司注定会陷入厄运之轮。众所周知：房地产对GDP的贡献率约在20%以上。面对日益泡沫化的楼价，中央政府痛下决心调控房价，却又面临二次探底之忧，20%，这个数字太诱人了！事实上，“GDP主义”最多可以做到优秀，而不能演进为“卓越”！我们这些年已经相当“优秀”，在外国还是低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保持高速度增长。但，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国，“GDP主义”这种带有纯物质主义属性的指导思想，越来越不受群众欢迎，越来越没有群众基础！这其实是个很好的兆头，因为中国开始向卓越迈进了！
小结一下：中国转型举步维艰！在深度改革的进程中，我们的确不能左顾右盼，而只能保持前进的方向。若能超越固有的意识形态及现有体制，当有国家垂直型统治向横的区域化、主权在民的组织兼容重组，以此否定或改善已经僵化的“代议制度”和腐朽的“官老爷体制”。尽管“民权”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且此蓝图仍有实践的困难，但我相信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仍有其实践的可能性，到那时，国内社会资源的分配将可达到最大的公平。执政党的施政路线也将因此而更能接近全民的期望！在《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中，著名管理学家柯林斯，引用了一句话 “革命意味着转动车轮。”但是，泰戈尔在《新月集》也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是权力的轮子，我们只是这轮子下的活人，所以我们只能顺着那个权力的轮子轧出来的那个辙痕往前走，你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是吧，那时候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就是只能，只能跟着往前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