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时，就有人叫嚷中国外汇储备高了。今天外汇储备达到2.4万亿美元，又遭遇金融危机和美元贬值，自然，在这些人看来，这证明了他们外储高论的正确。

　　中国外汇储备高了吗？要看这高外汇储备产生的原因吧。大约也有观察者视角的差异。

　　我自己喜欢从大局限的转变来观察世界，说得通俗些，就是通过大事件来观察世界。

　　新中国成立，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从5、6亿猛增到13亿多，这就是大事件。

　　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显著地经历了两波婴儿潮。一波是在上世纪6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30%的水平；另一波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两波婴儿潮，尤其是60年代的婴儿潮，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变。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不断攀升，到2004年，一度达到了72%。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意味着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对下降。加之存在人口短时期猛增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社会少儿抚养比远低于正常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获得就业，那么就不只是收入增加，经济的储蓄率一定会上升的。

　　不否认中国的高储蓄率有不合理的成分。例如，土地等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收入分配中百姓所占比重偏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都会导致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但是，把这些因素统统排除掉，中国还会是一个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的国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醒。

　　注定的高储蓄率意味着我们在一定时期内，也许是相当长的时期内，注定会出现贸易顺差。这也意味着，没有贸易顺差，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下的长期均衡增长。而这一切，当然还要以适龄劳动人口能够获得就业为前提。但是仅有人口是不能生产的，是不能产生就业的，必须把人口与其它资源有效结合。这又引入了外资的问题。不否认，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土地白送、税收减免，大量的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是资本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也不否认，双顺差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向人借钱，一方面又把钱借给别人。但是，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结合起来，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这对于拥有巨大的不可储藏、没有活干就会出乱子的人口资源的国度来说意义重大。当然承认，我们的外资优惠政策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而随着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过去的外资优惠政策将变得得不偿失。的确是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时候了。但不能否定双顺差过去的作用。

　　一个人，年轻时总要做些储蓄以备养老。国家呢，也得在人口红利的时候进行储蓄以备老龄化来临之时用。在正常的社会中，各种年龄的人比例是协调的，社会处在大致恰当的平均年龄阶段，中青年人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储蓄和消费是协调的。这样的社会，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但是中国社会是爆发式增长下产生出来的巨大人口规模。这决定了中国社会整体上在一段时间必然呈显著的青壮年特征，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今天我们总结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高增长，总不忘记人口红利。可是我们怎么就忘了，今天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愈多，未来老龄化问题也会愈严重。中国社会的这一人口特征决定了我们一定会储蓄很多，也必须储蓄很多。说很多，只是就总量而言，人均就不是了。国家的高储蓄表现为高贸易顺差。中国爆发式增长产生的巨大人口规模决定了贸易顺差不应该是小数，而资本项目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与经常项目同时顺差。简单地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显然是错，简单地以汇率来平衡国际收支则是错上加错。

　　经常项目盈余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是的，2.4万亿外汇储备不仅使用效益不高，而且今天还承担着巨大的贬值风险。但是这决不是经常项目盈余的错。问题在于怎么来持有和使用这种盈余。是把它集中到中央银行由外汇管理局和中投公司来使用，还是让民间来持有和使用；是把它集中到中央银行然后集中购买美国债券和其它美元资产，还是让民间持有然后做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无疑，选择后者我们的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就要做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在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没有或者不能改革和调整的情况下，不接受高外汇储备事情就会变得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