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按：近代之后，中国被编入国民国家体系，此后，中国周边的问题日益严峻。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究其原因，近代国民国家这种制度，是西方秩序的产物，并不适用于中国。接受近代国家体系，对中国是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这种制度，早晚要改造。但是，笔者却并不赞成用强力去改造这种制度，那么，怎样在在现有国际制度下，又能吸收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长处呢，刘迪认为，古代国家的礼部某些功能，可以为中国处理周边国家找到一条思考脉络。这个脉络就是除国民国家体系之外，通过文化、血缘、地缘、互市等诸多因素，促成边境和平。

    当天，西方人在用“中国模式”捧杀中国，但是，笔者认为，中国不妨以另外一种“中国模式”回应。刘迪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周边国家关系部”，负责处理与周边国家的特殊关系，恢复“礼部”的某些功能。重视、发展并不断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大外交”，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  刘迪（2010年8月26日东京）

     1990年代以降，日本经济驶入一条幽暗的停滞隧道。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失去了战后曾经的辉煌。讨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经验，最令人瞩目的是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究其根源，而其背景是战后工业国家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带来的普遍景气。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日本的高速增长模式，明显脆弱，即这种发展依赖美国提供安保及市场，还有美国统治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日本经济外交，明显缺乏自主性。

    东西冷战时代，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亚非新兴国家面临发展模式的抉择。当时，为对抗苏联模式，美国政府资助美国比较政治学者，研究如何推广美式现代化模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者提炼出民主化加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向上述国家推介。但傅高义的著作，显然不是为亚非国家写的。

    傅高义是否捧杀日本，当时无人得知。但从另一角度看，这显露了美国人对自己模式的焦虑。《日本名列第一》，为傅高义赢得国际名声，但是，他的观点也让某些日本人产生幻觉，以为通过热战未能实现的目标，可以通过经济战实现。事实证明，不久之后，日本就陷入麻烦。冷战后期，美国舆论已经认为，日本经济增长对美国的威胁超过苏联的军事威胁。

    如同当年美国人高呼“日本名列第一”让千万日本人激动不已一样，今天，欧美人不断抛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也让很多国人鼓舞。但是，殷鉴不远，日本就在中国之前。我们注意到，不论日元升值还是泡沫经济兴起或崩溃，都是在日本GDP日益逼近美国的那个时代。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当年日本人让美国人忽悠了，日本人骑在“日本模式”上下不得。当年，笔者在国内媒体担任日本新闻编辑，每天阅读大量日本经济政治信息，也能感受当时日本举国上下大干一场的氛围。2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美国的忽悠又来了，不过这次的对象是中国，而非日本。今天，不论“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从本质上讲反映出西方主流对美国统治的危机感，而并非真正赞许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欧美人笔下，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笔者认为，中国正在发展，将来还在变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民主道路均在继续。因此，以一个固定、普遍的“中国模式”，无法有效概括这种动态发展。

    另外，从更深、更广的背景看，今天全球依然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的事实没有改变。20世纪美国的崛起，其实是近代西方国家400年余年霸权的继续与延长。上世界中叶以后日本、亚洲新兴国家与地区及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是对西方技术、文明的引进利用。

    此外，中国本身的实践、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仍值得怀疑。此外目前中国还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没有力量去提倡推广自己的方式。现在本币面临强大升值压力、人力成本日益攀升。另外，尽管制造能力跃进，但却缺乏重大技术革命成果可资利用。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设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很多方面十分被动。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中国必须建立另外一种“中国模式”，这就说，中国应该恢复自己传统的外交样式。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周边地域，属于自己的传统利益范围。历史上，中国一贯重视近邻外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其实这表明中国国家利益重点所在。今后，中国应该恢复加强这种外交样式，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除经济交往外，中国还应重视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人员往来、文化往来，此外，中国应通过影视、留学、研修等各种交流形式，加强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存在。

    目前，中国周边地域国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因此，如何保证周边地域的稳定以及友好交往，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建议，中国政府应考虑设立周边地域友好交往部，凝聚中央与各边境省区力量，从更广泛的角度促进中国与周边地域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