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海内外一些学界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社科院和清华大学迅速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汪晖抄袭事件。我作为签名人之一，自然十分关心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共讨论。不过老实说，我虽然支持社科院和清华成立委员会解决此事，但是对于这些委员会并无太多信任。对汪晖事件的舆论监督，仍然非常重要。特别是最近有曝出朱学勤抄袭事件。看来这已经不局限于一案，而在中国学术界越来越有普遍意义。可惜，从这一事件一开始，就有一种论调，认为是“舆论炒作”。其中，香港高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此看法。
首先声明，我一向认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全在香港，北大清华与之相比最多是二流。如果说公信度，香港的大学比起北大清华来高出更多。所以，香港教育界人士在此次事件中说话的权威性很重，我也非常尊重。特别是他们借此机会介绍了国际学术界的基本规则，对于中国的学术界非常有帮助。但是，他们关于舆论作用的观点，则忽略了大陆与香港不同的“国情”；对于国际学术界的规矩的解读，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表示：“我感觉现在对这个事情，不是学术界里用学术的方法处理，而是由舆论传媒讨论。似乎不少参加者都是关系人，而不是独立的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这就很难定出一个黑白来。”他接着介绍了国外学术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功能和程序。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也呼应说：“关于汪晖涉嫌抄袭一事… 其实不应该在网上讨论，而应该由有关学校来处理。”
可惜，两位先生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并没有国际学术界那种成熟的制度机制对应此事，中国的大学更无这样的公信度。检视汪晖事件的过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王彬彬的揭发文章发表后，几位在鲁迅研究界相当有地位的人士马上站出来为汪晖辩护。这在国际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国际学术界，一旦有人对某教授提出类似的指责，并拿出初步证据，即使是这位教授的支持者，一般也都默不作声，等待学术委员会的判决。另外，清华大学至今对此事沉默，甚至还给汪晖申请国务院的特别津贴。没有舆论监督，清华大学几乎肯定会让此事不了了之。
两先生忽视的第二个问题是，无论在西方还是香港，学术无法获得公众这么大的关注。这才是抄袭事件大部分都在学术界内部解决的原因。至少在西方，绝没有学术抄袭不应该上媒体的规矩。我过去已经说过，哈佛耶鲁的文科博士，毕业后如果幸运地找到工作，起薪不过是公交司机的水平，多的是几个月的假期而已。教授没有在中国社会这种不得了的地位。报纸要是追着学术抄袭的事件报道，怕是没有人看了。但是，学术抄袭事情大了，媒体当然会关注。我在近著《培养精英》中，就介绍了著名历史学家Doris Goodwin等人的抄袭事件。这些事件成为当时媒体的重头戏，电视、广播、博士、网络到处都是，对于我们看待汪晖事件很有参考价值。另外，哈佛学生的抄袭事件，在媒体上热了也不仅一次。所谓媒体对学术事件的“炒作”，实际上说明中国公众比起美国公众来对学术更关心、更重视。以中国目前这种低劣的学术水平，学术界在受到如此关注后理应感恩戴德、受宠若惊。怎么能反过来说媒体多管闲事呢？
我在另文中指出，汪晖是2000年“长江图书奖”丑闻的中心人物。这种自己给自己评奖的事情，在西方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而拿一个“自选集”充当原创作品获奖，更是个笑话。当时汪晖本人和他的支持者就是这种论调：媒体炒作，右派阴谋等等。此事不了了之，结果同一个人再次陷入学术丑闻。
那次“长江读书奖”丑闻对中国学术界的伤害，恐怕至今仍然没有被中国公众充分认识。那是“长江读书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很显然，李嘉诚先生看到这样的局面就不愿意再捐了。这种商人捐助文化事业的举动，其实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非常重要。看看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怎么来的？当时意大利是欧洲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财富异常集中。另外，意大利商人有极高的品味，赚了钱就彼此展开激烈的文化竞争。看看米开朗基罗、布鲁内热斯奇的大作品，还不都是在这些钱上堆出来的？人家商人捐的钱没有成为“长江读书奖”，最终造就了人类文化的经典。这里关键一个因素，就在于有全民的广泛参与。历史学家在评论佛罗伦萨的政体和文化时指出：在这里，最有地位的政治或文化领袖，和普通工匠可以在市政会中平起平坐地讨论各种公共问题，教堂建设采取哪个艺术家的作品，也往往要投票。也正是在这种充分参与中，拉丁的精英传统和当地的鄙俗传统才能相互碰撞出文艺复兴的火花。
不久前，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指责网络民意非理性、网络民意不是民意。如今无论是在汪晖还是朱学勤的事件中，“网络炒作”经常都成了一个罪名。但是，看看人类文化最辉煌的时刻，无论是古代的雅典还是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哪个不是草根小民和文化精英的充分搅拌？缺乏这种公共性，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阙失。没有网络和媒体，汪晖事件很快就会成为小圈子里的游戏。所以，在对待这一问题是，我希望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保持一种自省意识，意识到自己是被一个缺乏公共性的传统养育的，无论是对具体事件的对应，还是对西方的解读，都可能被非公共性的文化所一叶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