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应循序渐进

王  永

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很热烈。今年三月，温总理首先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尤其是进入六月以来，以富士康跳楼事件之后的加薪为导火线，全世界开始大范围热烈的讨论中国加工资的问题。至此，收入分配讨论进入白热化。

今年6月，我在陕西拜访了汉中市妇联主席许秋雯，她告诉我，在汉中有时候几百块钱甚至都能改变一个贫困家庭的命运。遗憾的是，我们的政策决策者不乏“三门”干部，他们从家门到校门，再从校门到衙门，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城市，接触的是那些有钱的大公司，缺乏对贫困地区和小公司的了解，制定的政策缺乏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我很赞成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一些地区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但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急不得，必须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切忌搞一窝蜂和一刀切。理由如下：

首先，在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很难操作。目前虽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出现了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局部地区甚至出现民工荒的现象，但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其实，出现民工荒只是局部现象和阶段性的。总体而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的，这一点大家到西部或者农村走一走就知道了。从根本上来说，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也要按照市场需求来决定，很难靠行政手段提高。对于这一点，希望大家有充分的认识。

其次，以制造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很难承受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高。我们不要被富士康加薪的表象迷惑。富士康的加薪有特殊的背景，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主导了这次加薪，而且富士康是一家规模很大，实力很强的公司，其做法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效仿。台湾在大陆的很多企业纷纷对此表示忧虑。即使是富士康本身，在加薪之后也表示，富士康将把部门加工厂迁至西部地区，目的自然是应对过高的人力资源成本。

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很多依靠出口的民营企业利润其实很薄，而劳动力成本占到了它的一大部分。就连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也坦言，海尔的利润比刀片还要薄。一旦劳动力成本急速大幅增长，原本就处于微利状态的制造业与代工业的处境更加恶化，这些企业就面临破产。目前，中国依然是出口依赖型的经济，中国难以承受大批出口企业的倒闭，或者出口额急速下降的局面。

大家记得，在四年前的德国世界杯上，一只中国制造的可爱“格列奥”，在德国售价高达19.95欧元，而在扬州玩具厂的出厂价格却仅为1.45欧元。这次南非世界杯赛场外，一个大喇叭的售价从20兰特（约合17.7元人民币）到60兰特（约合53.1人民币）不等，而企业的出厂价格只有1到3元钱了。四年过去了，中国小商品低端廉价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变。每台售价499元的ipad，其成本仅为219.35美元，利润约279.65美元，而富士康的组装费用仅为11.2美元，除去人力成本和其他费用，利润少得可怜，无异于在针上面削铁。

2008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劳动法，加上这次富士康加薪事件，以及正在愈演愈烈的罢工潮，中国制造业的人力成本正在提升，劳资冲突风险增大，中国制造的优势正在消失。显然，把制造业赶出去，并不能成就中国创造，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工们将再次面临失业危险。

第三，收入分配改革不要搞错了对象。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改的是垄断企业的收入。数据显示，中石化和中石油的人力成本约等于美国的4倍，这才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同时要改的还有公务员的收入。 “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模式引发群众不公平的感觉，亟需明朗化。此外，对于高收入人群，政府应该加大征税力度。与此同时，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应该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至少提高到5000元以上。而对“高收入”的定义至少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倍，也就是到24万元。很显然，税务部门不能只谈加强个税征收监管，避谈减税、退税还利于民。否则，收入分配改革只能是纸上谈兵，甚至也给人越改革越不公平的荒谬错觉。近期在精英人群中出现的移民潮，虽然不象有些媒体所说的那样正在掏空中国，但也非常值得警惕。

最后，要处理好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和一位部级领导聊到收入改革的问题，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收入改革当然是好事，但是在高收入和失业之间，恐怕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先有个稳定的工作。大多数人有事做，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所在。

因为大幅度增加工资意味着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可能大幅攀升。这既包括了出口的增长，也包括国内消费品的涨价。中国人对物价是很敏感的，劳动者收入的增长过快，会造成市场上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大幅增长，比如人们买菜、洗车、看病，都会涨价。这样就可能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处理不好，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发展中的中国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

综上所述，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是件好事，必须大力推行。但是中国这艘船实在太大，拐弯的时候急不得，必需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积极稳步，把握好度。全力以赴，量力而行！

（作者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EMBA、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