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直在家读王敏《苏报案研究》。这是一部非常扎实的新闻史研究著作。为了搞清苏报案的细节，作者不仅查阅了许多当时中国境内的中英文报道，而且查阅了当时国外报纸的报道；不仅查阅了私人书信、文集、日记，而且查阅了当时英美外交档案，尤其中引用的西文资料非常丰富。从英文译出的电报、信函，作为正文中某一句话的当页注释（“脚注”），往往占据了该页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篇幅。该书所收包括庭审记录（据英文《字林西报》的报道全文翻译）等等附录就占了全书篇幅的近三分之一。

      这本书还有耐人寻味的结构：它不仅详细考察了苏报案本身的过程和细节——是为上篇；还以当时的中外报道、评论，以及此后岁月中台湾和大陆的历史著作、文学、影视作品为材料，回溯了关于苏报案的“历史建构”过程——即一个接受史和评价史。“分析了作为历史存在的苏报案与历史记忆的苏报案之间的关联与差异”（熊月之序）——是为下篇）。因此，这篇博士论文在作者的导师看来，“在历史事实的清理和历史意义的释读，即史料和史识两方面都将苏报案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熊月之序）

     该书大量引用和翻译了当时中外报刊的评论，这个功夫下得也非常细。

    苏报案早已是新闻史研究的热门。但是，扎实的史料功夫，仍然可以为一篇博士论文留下这样大的研究空间。我甚至觉得，它终结了苏报案研究。这一点很耐人寻味。

    根据史料重建历史过程和重建历史的“建构过程”——以这样一种结构的新闻史研究而论，这本书可以说是做绝了。可以作为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范本。

      上学期我指导张冉做本科生毕业论文《重回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行动的历史现场与舆论情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路子。当然，张冉的本科生论文与王敏的博士论文在质量、深度、所消耗的时间、精力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张冉在较小的规模上做这样一种结构的论文，的确做得不错。结果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我自己对这样一种方法和结构的研究有所偏爱。但这样一种结构所需要的史料功夫，往往非我所能及。特别是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往往境内史料不足征，而许多重要史料藏在西方国家完备的档案中。学日语出身的学者石云艳写作《梁启超与日本》，其中的许多重要史料，就是她在日本访学期间，从日本外交档案中获得的。这个背景，使我这个同样喜欢梁启超，但几乎“足不出境”的人望尘莫及。王敏博士的这本书写了六年，其间，博士到香港、美国的访学经历，使她接触到了一些私人收藏的史料。但正如作者所言，德文、法文等英文之外的报刊对苏报案的报道与评论，是这本书明显的缺失。这使我想到，为了彻底研究一个近现代新闻史问题，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大的学问呢？这个问题几乎令我生畏。我还是踏踏实实做我的评论教学吧。